乾隆十六年（1751 年）臘月的最後一天，翰林院的積雪還沒化盡，阿克敦卻把劉墉到了書房，手裡着一份吏部剛送來的調令，臉上帶着幾分欣：“劉墉，吏部批了你的職位調整 —— 從‘翰林院編修’升為‘翰林院侍講’，階從正七品提到從六品，雖只是一階之差，卻多了不差事許可權。”

劉墉愣了一下，隨即躬謝恩：“謝大人提攜，謝朝廷恩典！” 他心裡既意外又驚喜 —— 按慣例，翰林編修至要任職三年才能升任侍講，他剛滿兩年就獲提拔，顯然是年終 “優” 等考核與上奏疏的果起了作用。

阿克敦笑着把調令遞給他：“別忙着謝我，這是你自己掙來的。皇上特意跟吏部提了句‘劉墉可用’，不然哪能這麼快批下來？” 他頓了頓，話鋒一轉，語氣也嚴肅了些：“不過你得知道，侍講的差事可比編修重多了，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你可得做好準備。”

劉墉接過調令，指尖到紙上 “翰林院侍講” 四個字，心裡漸漸沉了下來 —— 他知道，職位提升意味着責任加重，不會再像之前那樣只做整理檔案。謄抄諭旨的基礎差事。果然，阿克敦很快就列出了他新的職責：“往後你要參與《乾隆朝制詩文集》的編撰統籌，負責核對詩文的時間。背景與註釋；還要協助修訂《大清會典》，整理前朝典章制度與現行律法的銜接問題；另外，每月得給國子監的監生講一次‘經史與政務’的課，把你對實務的理解傳下去。”

這三項差事，每一項都比之前的工作更挑戰。《乾隆朝制詩文集》編撰事關皇帝面，每一首詩的創作時間。每一典故的註釋都不能出錯，稍有偏差就是 “對皇上不敬”；《大清會典》修訂涉及前朝與現行制度的銜接，需要悉從康熙到乾隆的律法變化，還要協調刑部。戶部等部院的意見，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爭議；給國子監監生講課則需要將經史知識與實務案例結合，既要講得徹，又要讓年輕監生聽得懂。用得上，考驗的是 “傳幫帶” 的能力。

“大人，《大清會典》修訂涉及多部院，臣初任侍講，怕難以協調......” 劉墉坦誠說出自己的顧慮。阿克敦早就想到了這一點，從案上拿起一本厚厚的《前朝典章彙編》：“我給你找了個幫手 —— 工部的老郎中王敬之，他參與過雍正朝《會典》的修訂，悉各部院的流程，你多跟他請教。另外，我會跟部院打個招呼，讓他們配合你的工作。”

得到阿克敦的支持，劉墉心裡踏實了些，卻也不敢掉以輕心。當天下午，他就去工部拜訪王敬之。王敬之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頭髮已經花白，卻神矍鑠，聽說劉墉是來請教《大清會典》修訂的事，連忙把他請進書房，拿出自己當年的修訂筆記：“《會典》修訂最怕‘節’，比如康熙朝的‘漕運章程’，到雍正朝改了三次，乾隆朝又加了兩條補充規定，你得把這些變化一條一條理清楚，還要標註改的原因 —— 是因為災，還是因為吏治，都得寫明白，不然後人看了會糊塗。”

劉墉接過筆記，只見上面麻麻寫着批註，有的地方還畫著表格對比制度變化，心裡不由得生出敬佩：“王大人，您這筆記太有用了！臣往後整理時，會按您的方法，先梳理制度沿革，再標註改原因。” 王敬之笑着說：“你能這麼用心就好。我聽說你上奏疏時，連漕運小販的話都記下來了，這份細緻，做《會典》修訂正合適 —— 這差事看着是死的典章，其實藏着活的民生，不能只抄條文。”

回到翰林院，劉墉立刻開始梳理《大清會典》的修訂思路。他先把王敬之的筆記與翰林院藏的前朝《會典》對照，列出需要重點核對的 “漕運”“賦稅”“刑律” 三個模塊，又從之前整理的康熙。雍正朝奏疏里，找出與這三個模塊相關的實務案例，打算將 “制度條文” 與 “實務案例” 結合起來修訂 —— 比如在 “漕運章程” 下，附上康熙朝靳輔治河的奏疏片段，讓後人能明白 “為何要改章程”。

可剛整理了兩天，挑戰就來了。刑部送來的 “刑律銜接” 初稿里，將康熙朝 “盜牛者杖八十” 的律法，直接改了 “盜牛者杖六十”，卻沒說明改原因。劉墉覺得不妥，去刑部找負責此事的主事詢問，對方卻不耐煩地說：“這是部里定的，你一個翰林院侍講，只管整理條文就好，問這麼多幹嘛？”

劉墉沒退，拿出康熙朝的刑案記錄：“大人，康熙朝定‘杖八十’，是因為當時牛是農耕重要工，盜牛會影響收；如今雖農耕技進步，可牛依舊重要，若不明原因就減杖刑，恐百姓覺得律法不公。不如在條文後註明‘因農耕技改進，故減杖二十’，既合理，也讓後人明白改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