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 年）的盛夏，京城連日悶熱，翰林院藏書閣的木窗都敞開着，卻還是擋不住氣 —— 閣里堆放的舊檔案，有的紙頁已經泛黃髮脆，稍微一就可能掉渣。這天清晨，掌院學士阿克敦把劉墉到跟前，指着窗外的藏書閣說：“閣里積了康熙。雍正兩朝的奏疏抄本，一直沒人整理，有的還混着民間呈文，你去把這些東西分分類。編個目，免得往後找的時候了套。”

劉墉心裡清楚，這是件沒人願意接的 “苦差事”—— 奏疏抄本足足堆了三大架，每本都沒標年份，有的字跡模糊，有的還沾着霉斑，整理起來既費時間又沒 “政績”，之前幾位編修都以 “手頭有要文稿” 為由推掉了。可他沒猶豫，拱手應道：“大人放心，屬下一定把檔案整理妥當。”

去藏書閣的路上，陳世安追上他，小聲勸：“劉老弟，這活兒又臟又累，編完目也沒人看，你怎麼還接了？不如找個理由推了，去做些能臉的事。” 劉墉卻笑着說：“再小的差事，總得有人做 —— 這些奏疏里記着前朝的事，萬一將來修史要用，找不到可就麻煩了。”

進了藏書閣，劉墉先找了把掃帚，把地上的灰塵掃乾淨，又搬來幾張木桌，將檔案按 “康熙朝”“雍正朝” 略分開。剛翻了幾本，他就皺起了眉 —— 有本康熙五十年的《山東賑災奏疏》，裡面夾着一張雍正元年的民間訴狀，訴狀上寫着 “諸城百姓王某，因田產被占告”，卻沒附縣的審理結果；還有本雍正三年的《河道治理奏疏》，中間了兩頁，只留下 “黃河徐州段堤壩......” 的殘句，後面的修繕方案全沒了。

他沒像之前的編修那樣 “差不多就行”，而是先把混放的文書挑出來，單獨放在一邊，再給每本奏疏抄本上臨時標籤，註明 “缺頁”“混放文書” 等問題。遇到字跡模糊的，他就端來溫水，用刷輕輕拭紙頁，再藉著窗外的亮一點點辨認；遇到不懂的地名。名，就跑去編修廳找周士楷或王爾烈請教，回來後在標籤上補註清楚。

有天中午，吳省欽路過藏書閣，看見劉墉趴在桌上，手裡拿着放大鏡看一本舊奏疏，臉上還沾着點墨漬，忍不住打趣：“劉兄，你這是把藏書閣當自己書房了？這麼較真，難道還能從舊紙堆里找出寶貝來？” 劉墉抬起頭，了臉上的墨漬，指着奏疏說：“這是康熙四十八年的《漕運損耗奏疏》，裡面記着當時漕船每石米損耗多，對現在制定漕運規則說不定有參考 —— 這些‘舊紙堆’里藏的，都是前人的經驗，怎麼能算不是寶貝？” 吳省欽聽了，撇了撇，沒再說話，轉就走了。

就這樣忙了一個多月，劉墉終於把三大架檔案整理完畢：不僅按朝代。年份。事由分好類，編了詳細的目錄，還把混放的文書歸位，缺頁的奏疏標註清楚，甚至在目錄末尾加了 “備考”，寫着 “康熙朝奏疏中，涉及山東賑災者共十七本，可查民間疾苦；雍正朝河道奏疏缺頁三本，建議補抄”。

當他把整理好的目錄和檔案清單送到阿克敦面前時，阿克敦翻着目錄，又去藏書閣看了看分類整齊的檔案，驚訝地說：“你居然把缺頁。混放的問題都標出來了？之前幾位編修整理，只分了朝代就差了，你這工作做得也太細緻了！” 劉墉笑着說：“這些檔案是朝廷的史料，若是整理得不明白，將來要用的時候反而添，不如一開始就做紮實些。”

沒過多久，翰林院要編撰《康熙朝實錄補編》，需要參考康熙五十年的山東賑災奏疏。編修們按劉墉編的目錄，很快就找到了那十七本奏疏，連裡面夾着的民間訴狀都一併找了出來。負責編撰的老編修拿着奏疏，對阿克敦說：“多虧劉編修整理得仔細，不然咱們還得在紙堆里翻好幾天，說不定還會掉關鍵容 —— 這孩子，辦起事來比老編修還靠譜。”

除了整理檔案，劉墉還接手了 “謄抄皇帝諭旨” 的差事。這差事看着簡單，卻容不得半點差錯 —— 諭旨里的每個字。每個標點都得跟原件一模一樣，寫錯一個字就得重抄，嚴重的還會被追責。有次，他謄抄一份關於 “減免江南賦稅” 的諭旨，寫到 “免蘇州。松江兩府本年漕糧十分之三” 時，發現原件上 “十分之三” 的 “三” 字，筆畫有些模糊，像是 “二” 又像是 “三”。

他沒憑猜測下筆，而是先停了筆，拿着諭旨原件去找掌院學士的幕僚 —— 幕僚是跟着阿克敦多年的老人，悉皇帝的筆跡。幕僚看了看，說：“這字確實像‘二’，但上個月江南巡的奏摺里，提到皇帝口諭是‘免十分之三’，你不如去查一下那份奏摺。” 劉墉聽了，立刻跑去藏書閣，找到江南巡的奏摺，果然裡面寫着 “奉旨免蘇州。松江兩府漕糧十分之三”。確認無誤後，他才放心地往下謄抄，抄完後又對照原件檢查了三遍，確保沒有錯。

這件事傳到紀昀耳朵里，紀昀特意找到劉墉，說：“你這子，倒適合做‘典守’—— 不管是整理檔案還是謄抄諭旨，都是些沒人注意的小事，你卻能做到‘不欺心。不省事’，這份擔當，比會寫文章更難得。” 劉墉聽了，只是說：“我爹常說‘大事小事，只要是朝廷的事，就沒有不要的’—— 若是連小事都做不好，將來怎麼敢擔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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