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二年（1747 年）的正月，諸城還裹在寒風裡，劉家書房的窗戶卻早早拆了棉簾 —— 劉墉正趴在案上，對着一疊厚厚的地方方誌抄錄，筆尖劃過紙頁的沙沙聲，比窗外的風聲還。

從濟南落榜回來後，他沒歇上幾天，就按着自己在回程路上記下的 “不足清單”，扎進了新的備考里。

最先補的，是 “實務認知” 這塊短板。

上次考 “河防策論” 時的底氣不足，了他心裡的疙瘩。

他託人從濟南府的藏書樓借來《山東通志》《黃河水利考》，還專門找到曾在河工衙門當差的老秀才，拉着人家問黃河山東段的汛。堤壩的選址。百姓應對水患的法子。

老秀才被他纏得沒辦法，只好帶着他去了城外的濰河邊，指着河道說：“治河跟治濰河一個理，得看水流的急緩。河床的深淺，讀史書里的‘疏堵結合’沒用，得知道哪段該疏。哪段該堵。

” 劉墉聽得認真，還蹲在河邊，用樹枝在地上畫河道走勢，連午飯都忘了吃。

回到家，他把老秀才說的話。自己觀察到的濰河況，都記在本子上，再對照《河防一覽》里的記載，一條一條標註差異：“史書載‘築堤需高丈二’，濰河沿岸堤高僅八尺，因水流較緩，過高反致積水”“黃河多泥沙，需定期清淤，濰河泥沙，重點在加固堤基”。

漸漸地，他本子里的 “實務筆記” 積了厚厚一本，從河防到賦稅。從農事到斷案，全是諸城當地的真實況，再談這些話題時，眼裡多了些 “見過。聽過” 的篤定，了往日的 “書生氣”。

接着打磨的，是考場文章的 “分寸”。

上次寫 “四書” 文時，因太側重 “民生實際” 丟了 “經書氣” 的教訓，他沒忘。

劉棨特意找出自己當年考科舉時的文章，逐段給兒子講：“‘代聖賢立言’不是讓你丟了自己的想法，是要把你的見解裹在經書的道理里，像給糖裹層糖紙，既甜，又合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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