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年（1741 年）的春天，諸城劉家的書房裡多了個新規矩 —— 每天午後，劉墉都會把自己關在屋裡，桌上攤着《史記》《漢書》，手邊放着祖父留下的批註本，連吃飯都要丫鬟在門口喊三遍才肯出來。

這年他二十一歲，早已不是那個需要長輩督促的年，眼裡多了幾分對學問的執拗，連父親劉統勛寄來的信里都忍不住叮囑：“讀書需勞逸結合，莫要累壞了子。

”

劉墉卻沒把這話放在心上。

自從二十歲那年立下報國志，他就知道，有志向不夠，得有真學問撐着 —— 將來若要治國平天下，經史子集里的道理，就得像刻在腦子裡一樣清楚。

以前讀《論語》《孟子》，是懂 “做人的規矩”；如今讀《史記》，是學 “做事的章法”—— 他讀《項羽本紀》，會在紙上畫楚漢爭霸的地圖，琢磨項羽為何會從 “破釜沉舟” 的英雄，變 “烏江自刎” 的敗者；讀《蕭相國世家》，會反覆批註蕭何 “鎮國家。百姓” 的舉措，想着將來若到地方任職，該如何借鑒這些辦法。

有一回，他讀到《史記?酷吏列傳》，看到張湯為了辦案不惜羅織罪名，氣得拍了桌子，在頁邊寫下：“為者當以百姓為念，若只圖邀功，與豺狼何異？” 這話被來串門的族叔劉墱看見，忍不住勸他：“史書里的事，看看就好，何必這麼較真？” 劉墉卻搖搖頭：“史書是前人的鏡子，若是連對錯都分不清楚，將來怎麼敢當‘父母’？” 劉墱被他問得啞口無言，後來跟人說起這事，總說：“墉兒這子較真勁兒，倒像極了他祖父年輕時。

”

除了讀史，劉墉對 “經” 的鑽研也到了痴迷的地步。

他讀《詩經》，不只是背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還會查諸城當地的民謠，對比詩里的風土人；讀《禮記》，會對着家裡的族譜，琢磨 “禮” 對家族。對社會的意義。

有一年冬天，他為了弄明白《尚書》里 “允恭克讓” 的含義，特意寫信給京城的父親，還託人去濟南府的藏書樓借了三種不同的注本，對着批註逐字逐句琢磨，直到臘月三十晚上，才在油燈下理清思路，在紙上寫下：“‘恭’是對百姓的敬畏，‘讓’是對同僚的謙和，為者若能做到這兩點，何愁治不好一方？”

乾隆八年（1743 年），劉墉的學問在諸城已經小有名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