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的春天，北京城的柳絮紛飛如雪。紫城乾清宮，二十四歲的朱翊鈞倚在榻上，百無聊賴地翻看着一本《永樂大典》的殘卷。窗外春明，他卻毫沒有外出踏青的興緻。

“皇上，”司禮監太監張宏輕手輕腳地走進來，“首輔申時行求見，說有要事稟奏。”

朱翊鈞頭也不抬：“告訴他，朕今日不適，朝政之事由閣置即可。”

張宏言又止，最終還是躬退下。這已經是本月第七次皇帝拒絕接見閣大臣了。

走出乾清宮，申時行正在廊下等候。見張宏獨自出來，這位年過花甲的首輔嘆了口氣：“皇上還是不肯見老臣？”

張宏無奈地點頭：“申閣老，皇上近來心不佳，連早朝都免了。您看這...”

申時行仰頭着宮牆上方的天空，喃喃自語：“皇上已經整整五年沒有上朝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啊！”

此時的明朝，正在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曾經勵圖治的年輕皇帝，為何會變得如此消極怠政？這一切都要從十年前的那場“國本之爭”說起。

萬曆十四年，皇帝想要立寵妃鄭氏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而群臣則堅持應該立長子朱常。這場持續多年的立儲之爭，讓皇帝與文集團的關係徹底破裂。

“他們都要與朕作對！”朱翊鈞曾經在鄭貴妃面前憤怒地摔碎了一隻玉杯，“滿朝文武，竟無一人諒朕的心意！”

從此，皇帝開始用消極怠工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先是減上朝次數，後來索長期不朝。奏章堆積如山，他卻視而不見。

然而，皇帝雖然不上朝，卻並非完全不理政事。他發明了一種獨特的理政方式：通過批閱奏章和召見個別親信大臣來理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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