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十月中，北京城的秋意已濃得化不開，着一清冽骨的寒。宮牆外的喧囂似乎隨着落葉一同沉寂下去，但那種沉澱下來的。並非真正平靜的凝重，卻比任何喧囂都更令人心悸。

馬文升。秦紘。王恕三人，自那日懋勤殿陛見後，便各自回到了臨時的驛館或借居的友人宅邸。心中雖被皇帝的重視和即將肩負的重任激得難以平靜，但更多的，是一種沉甸甸的。亟待付諸實踐的迫切。

馬文升閉門謝客，日夜伏案，將腦中關於京營改革。邊備整頓的種種構想，結合皇帝那日的垂詢要點，細化一份份章程。圖表。預算估算，力求嚴謹周，滴水不。

秦紘則如同即將出征的猛將，在斗室中踱步，反覆推演着整頓江南賦役吏治可能遇到的種種阻力和應對之策，目炯炯，彷彿已看到了與江南貪豪強刀劍影的較量；王恕相對沉穩，但也在燈下仔細梳理漕運關節。商稅利弊，思考如何在“懲貪蠹”與“暢貨”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協調戶部。工部。漕運總督及地方衙門那盤錯節的關係。

他們都以為，皇帝會給他們一段時間，讓他們將深思慮後的詳細方案呈遞上去，再由朝廷（或許是閣，或許是新設的某個機構）審議。討論。修改，最終或許會賦予他們一部分執行之權，那已是不小的恩典和難得的機遇了。

然而，他們都錯了。

僅僅在他們返回住所後的第三天清晨，三道幾乎同時抵達的。由司禮監秉筆太監親自送達的加急中旨（皇帝不經過閣程序直接發出的命令），如同三支冰冷的箭矢，準地穿了他們心構築的“準備期”幻想，將他們的人生軌跡，驟然推上了一條始料未及的。充滿榮耀與風險並存的快車道。

中旨的容簡潔。直接，甚至帶着一種不容置疑的急迫：

“奉天承運皇帝，敕曰：茲念都察院史馬文升（南京監察史秦紘/揚州知府王恕），才識卓犖，忠勤國，於‘新啟言事’中敷陳剴切，深契朕心。

着即擢為‘書堂走讀大臣’，即刻赴文華殿東配殿‘澄淵堂’履新，贊畫機務，協理新政。凡有關整飭邊備京營（清理江南賦役吏治/疏通漕運促進商貨）等一應事宜，皆可直奏於朕，並協理相關部院推行。爾恪盡職守，勿負朕。欽此。”

“書堂走讀大臣”！

這個幾天前才剛剛在極小範圍被皇帝提及。對絕大多數朝臣而言還完全陌生的頭銜，此刻竟以如此正式。如此急切的方式，降臨到了他們三人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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