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萬·彼得羅夫站在第三廳秘監獄的檔案室里，手裡拿着一份剛整理好的案卷副本，手指無意識地挲着紙張的邊緣。案卷是關於埃里克·科爾霍寧的，厚達兩百多頁，包括逮捕報告、審訊記錄、證人證詞、證清單、法律意見，以及彼得羅夫自己添加的“程序合規審查意見”。按照他上周頒布的新規定，這份案卷必須在今天下午通過外郵袋送往聖彼得堡司法部複核。但他心裡清楚，這份案卷里埋着地雷。

他翻開證清單，目停留在第37項：“赫爾辛基大學校徽一枚（複製品），銅質，直徑3.2厘米，邊緣磨損。在嫌犯上袋發現，據嫌犯稱系個人紀念，無報價值。經鑒定，確為普通校徽，無夾層，無寫痕迹。建議：作為個人品封存，不列為定罪證據。”

這是格奧爾基親自做的鑒定結論。但彼得羅夫知道，這枚校徽是埃里克在獄中傳遞信息的工之一——不是校徽本，是校徽的持有和展示，是一種神象徵，一種無聲的宣告。格奧爾基當然也明白，但他選擇不深究，因為追究一枚校徽的“政治含義”在程序上很困難，而且容易引發對“思想定罪”的批評。這是格奧爾基的狡猾之：他放過了校徽，集中火力在那些更容易定罪的“實質證據”上，比如埃里克對“蜂巢”網絡的組織和指揮。

但彼得羅夫不打算放過。他在程序審查意見中，特意提到了這枚校徽：“證37號，赫爾辛基大學校徽，雖鑒定無報價值，但作為個人品，在長達數月的關押中始終被嫌犯攜帶，且在多次審訊中被提及，應被視為嫌犯神認同和抵抗意志的象徵。在量刑考量中，此因素應予以適當注意，以現法律對公民個人和象徵表達的尊重。”

這段話，表面上是程序的建議，實際上是給聖彼得堡的溫和派遞刀子。如果他們將案卷公開，或用於部討論，這枚校徽和彼得羅夫的評註，就會為“特別狀態過度制個人表達”的例證。而彼得羅夫賭的，就是聖彼得堡的溫和派需要這樣的例證，來推政策調整。

他將案卷合上，放進準備好的牛皮紙檔案袋，用蠟封封口，蓋上司法部的印章。然後，他從屜里拿出另一份薄得多的文件，只有三頁，是曼納海姆·科伊維斯托的《論小民族在帝國迫下的生存策略》的俄語譯文，以及曼納海姆的親筆簽名授權。這份文件，他不會通過正式渠道送走，那太危險。他要用自己的方式。

檔案室的門被敲響，兩下，停頓，一下。是格奧爾基的暗號。彼得羅夫將曼納海姆的文件迅速塞進懷裡，然後說：“請進。”

格奧爾基推門進來，依舊穿着那筆的黑制服，但今天沒戴眼鏡，眼神顯得更加銳利。他掃了一眼桌上封好的檔案袋，角浮起一難以捉的微笑：“都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特派員先生。”彼得羅夫將檔案袋推過去，“埃里克·科爾霍寧的完整案卷，包括所有法律意見和程序審查。隨時可以送往聖彼得堡。”

格奧爾基沒有接，而是走到窗前，背對着彼得羅夫，着監獄的院。那裡，幾個囚犯正在放風，在衛兵的監視下，像困一樣在狹窄的院子里繞圈。“彼得羅夫，我昨天收到聖彼得堡一位老朋友的私人信件。他提到，司法部最近在醞釀一些……調整。關於特別狀態下司法程序的規範化，關於政治犯待遇的標準化，甚至關於某些‘非暴力思想犯’的甄別和赦免可能。你知道這事嗎？”

彼得羅夫的心臟猛跳了一下，但聲音保持平靜：“我聽到一些傳聞，但沒有正式文件。如果屬實，這符合法律神和國際趨勢。”

“國際趨勢。”格奧爾基重複這個詞，語氣帶着嘲諷，“是的，國際趨勢。歐洲的那些偽君子，整天喊着人道、法治、民族自決。但他們自己呢？在非洲、在亞洲，用槍炮和條約，掠奪土地，奴役人民。然後轉過，指責我們在芬蘭‘迫’。多麼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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