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夜，子時，渤海，“飛虹號”旗艦。

鄭芝龍、荷蘭總督科恩、葡萄牙遠東艦隊司令阿爾梅達，三人圍坐在船艙的方桌旁。桌上攤着一張東亞海圖，三杯葡萄酒幾乎未。

談判已經持續了三個時辰。

“兩位，”鄭芝龍率先打破沉默，“咱們明人不說暗話。你們想要大明的市場，我想要三年的海上安寧。這筆易，做還是不做？”

科恩與阿爾梅達對視一眼。葡萄牙和荷蘭是世仇，但在面對明朝這個龐然大時，他們不得不暫時合作。

“鄭將軍，”阿爾梅達開口，他的葡萄牙語經過翻譯轉漢語，“開放廣州、泉州兩港，給予我們與英國、法國同等的關稅待遇——這個條件我們可以接。但三年不向清國出售軍火……清國是我們重要的貿易夥伴，這個損失太大。”

“損失？”鄭芝龍冷笑，“司令閣下，清國能給你們什麼？皮？人蔘？那些東西，大明一樣有，而且更多。但大明有綢、瓷、茶葉，有你們歐洲貴族夢寐以求的一切。這筆賬，不難算吧？”

科恩話：“將軍，清國購買我們的火炮，價格很高。大明能給出同樣的價格嗎？”

“不能。”鄭芝龍坦然，“但大明可以給得更多——比如，允許你們在指定港口設立商館；比如，給予你們的河航運權；再比如……”他頓了頓，“允許你們的傳教士在大明自由傳教。”

最後一條讓科恩眼睛一亮。荷蘭雖是新教國家，但也有傳教需求。更關鍵的是，傳教士往往是收集報、滲文化的先鋒。

“自由傳教……包括在北京嗎？”

“包括。”鄭芝龍點頭，“但有兩個條件：第一，必須學習漢語，尊重大明禮儀；第二，不得攻擊佛道儒三教，只能和平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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