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一個政權更迭如走馬燈般的時代，中原板，民生凋敝。相較於漢代的雄渾壯闊，此時期的產金量已顯着下降，如涓涓細流，不復往日的奔騰之勢。這直接導致了黃金貨幣職能的進一步萎，其計算單位也從漢時的“斤”悄然轉變為“兩”。

《晉書·食貨志》中那句目驚心的“愍皇時斗米二金”，若參照《愍帝紀》的詳細記載，實則為“斗米值金二兩”。這“兩”字的出現，不僅是計量上的簡化，更折出黃金在流通領域地位的式微。

昔日，帝王以黃金賞賜功臣，是何等的榮耀與厚重。而今，翻開史書，映眼帘的賞賜清單已換了銅錢、布帛、絹、穀米等實。

《北史·高昂傳》載，西魏懸賞斬高昂首級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這“萬段布絹”的巨額懸賞，卻以分期支付的方式兌現，且通篇不見黃金蹤影，足見此時黃金已非朝廷常規的賞賜之，其貨幣屬中的支付手段職能，正逐漸被更易獲取和分割的實所取代。

婚嫁之禮，自古便是社會風俗與經濟狀況的一面鏡子。漢代帝後大婚，黃金是必不可的重禮。“漢高後制，聘後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何等的氣派。然滄海桑田，到了曹魏，王娶妃時，聘禮已然改為絹一百九十匹。

及至晉代，雖有所增加，也不過絹三百匹。再往後，東晉康帝納褚皇後，孝武帝納皇後，聘禮清單上羅列着白雁、白羊、酒米、馬匹、絹帛、錢幣，唯獨那曾經象徵財富與尊貴的黃金，竟已杳無蹤影。這固然有節儉之風的倡導，但產金量銳減，黃金愈發珍貴難尋，恐怕才是其退出婚嫁聘禮清單的深層原因。

當黃金的貨幣芒在流通、支付、貯藏等領域日漸黯淡之際，它卻在另一片天地綻放出異樣的彩。此時期黃金最主要的用途，已非經濟流通，而是耗費於日益興盛的佛教信仰之上。

自東漢明帝時佛教自天竺傳東土，歷經數百年的浸潤與傳播，至魏晉時期，民間信佛之風日盛，迨及南北朝，更是達到了空前狂熱的程度。“南朝四百八十寺，多樓台煙雨中”，便是彼時佛教昌盛的生寫照。而這一座座宏偉的寺廟，一尊尊莊嚴的佛像，無不需要大量的黃金來裝點其神聖與輝煌。

《南齊書·蕭穎胄傳》曾記載：“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數千兩黃金，僅僅鑄就一龍，且深藏地下，其價值已非普通貨幣所能衡量，而是承載着宗教的神秘與虔誠。《梁書》亦云：“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沃。

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這“資產沃”之中，黃金必然佔據了相當的比重，它們或化為佛像上的金，或為寺廟珍藏的寶，或用於抄寫、裝飾那至高無上的佛經。

其中，用黃金鑄造佛像，耗費最為驚人。《魏書》有載，北魏獻文帝曾下令，“用黃金六百斤，鑄天宮寺釋迦立像”。

六百斤黃金，在產金量匱乏的當時，無疑是一筆天文數字，幾乎可抵一國數年之黃金產量。這尊耗費巨資的立像，矗立在天宮寺中，其耀眼的芒，更多的是宗教權威的象徵，而非財富的流通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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