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略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戰頻仍、政權更迭對社會經濟基礎的衝擊，以及玄學興起、名教式微對傳統經濟思想的挑戰，如“士農工商”秩序的鬆，莊園經濟的興起及其對土地、依附人口的控制等）...

當歷史的車碾過西晉短暫的統一與隨即而來的“永嘉之”，中原士族紛紛攜家帶口，避南下，是為“冠南渡”。這不僅是一次人口的大遷徙，更是一次文化與生產技的大傳播。南方，這片曾經被視為“蠻夷”之地的煙水江南，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開發機遇。

相對北方的兵戈擾攘，南方政權雖亦有更迭，如宋、齊、梁、陳，然其社會環境總上趨於穩定，為經濟的復蘇與新的經濟因素的滋長提供了溫床。

在這樣的背景下，除了傳統的稻作農業因水利興修與技改良而持續發展，一些有地域特的經濟作也開始嶄頭角，其中，茶葉的種植與飲用，便是這一時期南方經濟生活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並逐漸滲到士人階層的神文化生活，為一種新的社會風尚。

南方產茶亦盛。自秦嶺淮河以南，氣候溫潤，雲霧繚繞，丘陵山地適宜茶樹生長。據後世唐代陸羽在其《茶經》中所言：“茶者，南方之佳木也。”

這絕非虛言，而是對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南方茶業發展的歷史總結。當時之人，對茶的稱謂尚不統一，所謂茶者，“慣、葭、茗、荈”，皆是其別稱，反映了茶葉在不同地域、不同時期被認知和利用的多樣。

追溯茶飲的源頭，其初或為藥用，或為南方數民族的日常飲品。至魏晉時期，隨着南北文化融，飲茶之風逐漸傳上層社會。古代亦有宴飲時以茶代酒者，此風在南方政權中尤為顯着。如三國時期，吳主孫皓便有“或賜茶荈以當酒”之舉。

孫皓嗜酒，每宴群臣，常強令盡醉。然對其心腹重臣韋曜，因其不善飲，孫皓“賜茶荈以當酒”，既顧全了君臣之禮，也顯示了對茶的認可——在正式的宴飲場合，茶已可作為酒的替代品，其地位可見一斑。這則典故，亦為後世文人雅士以茶明志、追求清雅之風的濫觴。

晉之後，士人之飲茶更見普及，已從宮廷數人的偏好，擴展為士大夫階層的日常習慣。西晉末年，“聞起舞”的名將劉琨，在北方艱苦抗敵之時，曾致書其弟，信中言道：“吾中煩悶，常仰真茶，汝可信致之。”寥寥數語，道出了茶在其生活中的重要。

當“中煩悶”，無論是因軍務勞頓，還是時局憂煎，一杯“真茶”竟能為他排遣愁緒、提振神的寄託。這不僅反映了茶的飲用已深士人日常生活，更暗示了茶葉在當時已有了品質高下之分，“真茶”當指品質優良的好茶，亦可見茶葉貿易或流已備一定規模，劉琨方能囑託其弟“信致之”。

至南朝，飲茶之風更盛，幾乎為士大夫階層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