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清淡玄談，還是雅集唱和，案幾之上，往往不了一盞清茶。“晉室東遷，士大夫以茶養廉，以茶示儉”，茶飲的清雅與當時士人所追求的超、淡泊之“魏晉風度”似乎不謀而合，為一種區別於沉溺酒之俗的文化標識。

隨着飲茶需求的激增，制茶業亦隨之而發達起來。不再僅僅是簡單的採摘晾曬，而是形了一套相對的製作工藝。

北魏賈思勰在其農學名着《齊民要》中，便引用了《廣雅》中的記載，對茶葉的製作方法有過詳述：“荊間采葉作餅，葉老者，餅以米膏出之。

煮茗飲，先炙令赤，搗末置瓷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橘子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

這段文字，雖源自對南方習俗的記載，卻被北方農書所收錄，足見其影響之廣。它詳細描述了當時茶葉採制為餅茶的過程，以及煮飲時的方法——需炙烤、搗碎，並用蔥、姜、橘子等調味。

這種較為複雜的飲法，也從側面印證了茶葉加工與飲用已發展到相當的水平。

茶葉的廣泛種植、飲用的普及以及製作工藝的進步，不僅僅是一個飲食文化現象。

它帶了南方山區的開發，增加了農戶的收來源，甚至可能催生了專門的茶農和區域的茶葉市場。

茶葉，這一“南方之佳木”，以其獨特的魅力，在魏晉南北朝這個而又充滿變革的時代，悄然地改變着人們的生活習慣與社會風氣，並為後世中國茶業的輝煌與茶文化的博大深，奠定了第一塊堅實的基石。

而這種因地域特產而興起的經濟現象，及其背後所反映的社會需求與文化變遷，亦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濟思想與社會生活複雜的一個生註腳——在傳統的“重本抑末”思想之外，那些因時而興、因地制宜的經濟活，正以其頑強的生命力，推着歷史的車緩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