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來，前燕的田租制度得以調整。大而言，當時北方各國的田租況，在慕容皝改革後，以及其他一些相對穩定的時期，大多是使用牛的，府得六分，百姓得四分；有私牛的，則府與百姓各佔一半，這相較於此前的八二分或六四分（此指八民二或六民四，但結合後文封裕的諫言，此原文“六四分”或許是六民四，而慕容皝最初 行八二分制，已有所減輕，稍得民心。

至北魏初期，承五胡之弊，賦役制度尚在索之中。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大臣李彪鑒於當時農業生產仍待恢復，國庫亦需充實，於是上表請求設立農，推行屯田之策。其建議選取州郡民戶的十分之一作為屯田戶，一名男子所耕之田，每年需向國家繳納租糧六十斛。

若以當時每畝地約收一石（即一斛）計算，一名男子耕種百畝土地，那麼六十斛租糧，相當於畝產一石的六十畝土地的產量，也就是一種六四收租之制（六十斛對四十斛），這與之前有私牛者私收平分，或使用牛者收六、私收四的比例大相符，可見分租制在北朝初期依然佔據重要地位。

至於五胡時期的兵役制度，與南朝不同，也和秦漢有別。由於各國大多由數民族建立，其軍事力量的核心多為胡人部族兵，這些部族員平日務農為民，戰時披甲為兵，兵民合一，是國家軍事力量的主力。漢人在當時的政權中，地位普遍較低，在軍事上也不重視，通常不被編常備軍。

只有在兵員不足，或進行大規模征戰、急需人力之時，才會臨時對漢人採取丁的辦法，徵發他們服兵役。

例如，後趙石虎，為人殘暴，窮兵黷武。當其興兵討伐前燕慕容皝時，為湊集足夠兵力，曾下令“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即從五家男丁中徵發三人，四家男丁中徵發二人，其徵兵比例之高，前所未有，給民間帶來了極大的擾和負擔。

不僅如此，石虎還對被徵發的士兵及其家庭課以重稅：“徵士五人出車一輛，牛兩頭，米十五斛，絹十匹。徵調資不能置辦齊的以腰斬。”

如此酷烈的徵調，稍有延誤或未能置辦齊資者便被以極刑，致使民不聊生，怨聲載道，這也是後趙政權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而言，五胡十六國時期，由於政權更迭頻繁，民族分複雜，戰爭連綿不斷，其賦役制度呈現出臨時、多樣和殘酷的特點。

田租以高比例分租為主，間或有所調整；兵役則以部族兵為骨幹，漢人多為臨時丁，負擔沉重。直至北魏統一北方，政治漸正軌，統治者開始有意識地整頓吏治，規範制度，理賦役問題，北朝才逐漸顯現出一些不同於南朝的治理思路與效，為後來隋唐盛世的制度建設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