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衍久在地方，深知南齊末年民生凋敝、百姓疾苦，對於齊末的種種弊政，尤其是經濟上的橫徵暴斂，早有不滿。及至關中起兵，攻建康，取代南齊，登基為帝，是為梁武帝。

梁武帝定都建康後，深知民心向背的重要。他吸取了南齊滅亡的教訓，甫一即位，便着手整頓經濟，安民心。

他下令廢除齊末以來的“雜調謬賦”和“刑濫役”，那些諸如“逋布”、“口錢”、“宿債”等得百姓不過氣來的苛捐雜稅，一概予以豁免。

對於鰥寡孤獨、無法自存者，他還下令每人賜谷五斛，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梁武帝天監初年，江南地區的米價經歷了一次劇烈的波。天監元年（公元502年），因遭遇大旱，糧食歉收，斗米價格飆升至五千錢；而到了天監四年，風調雨順，五穀登，斛米價格竟跌至三十錢。

如此巨大的反差，也反映了當時經濟的脆弱以及梁武帝在經濟治理上面臨的挑戰。面對這種況，梁武帝對賦役制度進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調整與改革。

要理解梁武帝的改革，需先回顧東晉以來賦役制度的演變。大致來說，西晉的租調製度是按資產評定戶等，再按戶等確定稅額，相對較為合理。東晉建立後，田租起初是按畝徵收，後來改為按丁徵收；戶調則依然按戶等徵收。

按戶等徵收戶調，本是考慮到家庭資產差異的公平做法，但在實際執行中，負責徵收的吏往往對百姓資產計算過於苛嚴。史載，一尺來高的桑樹，便要計資產徵稅；房屋尚未建，便得按照新屋的標準呈報房產。

如此一來，弄得百姓人人自危，不敢建屋，不敢植樹，生怕增加資產，多賦稅。更有甚者，地方吏上下其手，與富戶勾結，使得賦役負擔反而更多地落在了貧者上，公平然無存。

梁武帝對此深惡痛絕。天監元年，他力排眾議，下詔改革，宣布“去人貲，計丁征布”。也就是說，戶調不再按照資產（人貲）定戶等徵收，而是改為按丁徵收布帛。

這一改革，旨在避免吏在評定資產時的苛求和舞弊，雖然未必是最完的制度，卻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百姓的恐慌，減輕了貧者的負擔，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這項重大改革，梁武帝在賦役理上還有其他一些重要舉措。天監十六年，他下令免除貧戶一年的“三調”（此時的三調應已不包含雜調，主要指田租、戶調及量必要的調發）；對於無田的農民，政府給予田地耕種；家中有產婦的，可以免除徭役；同時，他還下令平反冤獄，賑濟孤老鰥寡，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出台，使得梁朝初年的社會經濟得以逐步恢復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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