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的賦役負擔極為沉重，更現在除正稅之外，接連不斷的苛捐雜稅和繁重徭役上。

首先是“雜調”繁多。這是東晉賦稅制度中最為混且擾民的部分。所謂“雜調”，顧名思義，就是正稅之外的各類臨時、地方攤派，種類繁雜，數不勝數。

例如，為了滿足皇室和各級府的需求，有“貲調”，即依據民戶財產（貲產）的多來徵收財；有“塘丁稅”，這是江南地區特有的稅種，因江南水多，需修建塘堰以防範水旱災害，故而徵收此稅，最初是“計畝收稅”，後來演變無論有無土地，但凡居住在塘堰附近的人都需繳納的稅目，甚至出現了“陂塘之稅，畝收十錢”的記載；還有為了應對軍事需求而徵收的“軍糧米”“戎杖”“裝”等，不一而足。

這些雜調往往是臨時加派，一事一征，卻常常演變經常的負擔，致使百姓“力役無休，徵求日重”。

其次是徭役的繁重。東晉時期，由於戰爭頻繁，軍隊調、運輸糧草、修建城池宮室、治理河道等，都需要大量勞力。因此，徭役徵發十分頻繁，服役期限也常常被無限延長。

當時的徭役種類多樣，包括“兵役”“力役”（如築城、修路、運糧）“匠役”（為府手工業作坊服役）等。按照制度，男子十六歲至六十歲為正丁，需服徭役。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往往出現“或徵發良民，使其淪為奴婢；或有人在道路上號泣，逃亡叛離”的況。甚至出現了“冤屈濫征之家，免除徭役過多；愁苦窮困之戶，役賦負擔更重”的現象。

豪強士族之家的依附人口，如佃客、部曲等，往往能夠憑藉其主人的勢力免除徭役，而普通自耕農則為徭役的主要承擔者。繁重的徭役使得農民無法安心耕種，田園荒蕪，家破人亡的況比比皆是。

除了上述主要稅種和徭役外，東晉還有各種名目的“附加稅”和“攤派”。例如，買賣田宅、奴婢、牛馬等，要繳納“散估”，稅率為百分之四，買賣雙方各承擔一半，類似於後世的易稅。凡是有市籍的商人，要繳納“市租”。甚至連漁民在江河湖泊捕魚，也要繳納“魚稅”。政府還常常以“和市”“和糴”為名，低價強行購買百姓的糧食和資，名義上是易，實際上是掠奪。

東晉賦役制度的繁雜苛重與混，源在於其政權結構的脆弱和士族門閥的強大。朝廷為了維持統治，不得不對士族做出妥協和讓步，將賦役負擔儘可能地施加在無權無勢的普通百姓上。

這種竭澤而漁的政策，雖然在短期或許能夠緩解財政危機，但卻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加劇了階級矛盾和社會不公。大量自耕農不堪重負，紛紛破產，或淪為士族豪強的佃客、部曲，或棄家逃亡，為流民。這又進一步 此舉導致國家掌控的戶口數量減，財政收來源枯竭，從而形了惡循環。

相較於曹魏時期曹推行屯田制時“佃戶亦可免除徭役”“田租並不算重”的政策，東晉的賦役無疑是歷史的倒退。這種繁重苛刻的賦役，不僅未能使國家走向強盛，反而讓東晉王朝在偏安的時里，始終籠罩着一腐朽與衰敗的氣息，最終也為其覆滅埋下了伏筆。

江南地區本就富庶，然而在這種不合理的經濟制度榨下，其發展潛力遭到嚴重束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這一切，都為後來南朝時期的經濟變革與社會埋下了深深的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