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偏安江南的繁苛賦役

永嘉之，中原淪陷。西晉宗室司馬氏在江南士族的擁戴下，於建康（今南京）重建晉室，史稱東晉。彼時，北方大片土地落異族之手，大量流民如水般湧相對安穩的江南。

東晉政權雖保有半壁江山，卻始終面臨憂外患的嚴峻局勢——部士族門閥關係錯綜複雜，爭權奪利；外部胡族政權虎視眈眈，時刻威脅着這偏安一隅的朝廷。

為維持搖搖墜的統治，支撐龐大的軍政開支，東晉政府不得不將財政力轉嫁給百姓，其賦役之繁雜苛刻，稅種之多樣，遠超此前的曹魏與西晉。

曹魏時期的租調製，已奠定“田租”與“戶調”并行的基礎，且曹本人強調“不得再攤派其他實”，以防止豪強轉嫁負擔。

然而時過境遷，東晉朝廷對自耕農的剝削，首先現在田租與戶調的加重和混上。西晉武帝時曾推行“占田制”，規定男占田畝數及課田數，田租每畝四升，戶調按九品混通制繳納。東晉建立之初，或許曾想沿襲舊制，但現實的財政困境很快使其突破原有界限。

史載東晉田租徵收，初期沿用西晉舊制，即每畝四升。但到咸和五年（公元330年），為應對蘇峻之後的財政危機，改行“度田收租制”，規定“開始丈量百姓田地，收取十分之一，每畝稅米三斗”。

這意味着，田租從每畝四升激增至每畝三斗（即三十升），稅率高達百分之十，較曹魏時期增長七倍有餘！這對於剛剛經歷戰、土地荒蕪、生產力低下的江南地區百姓而言，無疑是沉重負擔。“度田收租”需準確丈量土地，這又給地方吏營私舞弊、敲詐勒索的機會，使小民實際負擔更重。

然而，度田收租制佔有大量土地卻想方設法瞞田畝的世家大族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抵制。因此，到太元二年（公元377年），東晉政府不得不廢除度田收租，改行“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免除服役之人的稅賦”。

這實際上從“計畝徵稅”倒退到“計口徵稅”的人頭稅模式。口稅米三斛，對普通百姓家庭而言，負擔依然不輕，尤其是家中人口多而土地的貧戶，更是苦不堪言。這種不問土地多寡、資產厚薄的徵稅方式，表面看似簡便，實則更增加無地或地農民的負擔，而對擁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門閥士族更為有利，因為他們可通過庇蔭佃客、部曲等方式，逃避國家賦役。

戶調方面，東晉亦承襲西晉之制，徵收絹、綿等。但九品混通的辦法依然存在，地方吏與豪強勾結，將大部分賦役負擔轉嫁給寒門庶族和平民。

除正額戶調外，還有各種名目的“調”，如“調麻”“調布”等，會依據地區特產的不同而有所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