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之間，量長短、較薄，紛紜爭執，反增源。且富者藏粟而貧者失時，府抑錢而信用愈微。此舉非但未能減錢，反使流通愈滯，不得售，民不聊通。張林雖秉公心，然不知經濟之樞在通變，在信約，不在錮錢。錢弊當正其制，而非廢其用；若因噎廢食，則國失權衡，民棄利，豈復有復興之哉？

張林的主張，顯然借鑒了《管子》中“幣重而萬輕，幣輕而萬重”的貨幣理論，肯定了貨幣流通量的多寡與貨價格高低正比例的關係。因此，他認為政府多收貨幣而“封錢勿出”，便能促市場上貨幣流通量減，從而“退抑價”。

此論看似有理，然其“令天下悉取布帛為租，市賣皆用之”的主張，實質上是要以實作為主要換介，不啻是要倒退到古代那種“抱布貿”的以易狀態。須知，貨幣的誕生與發展，本是商品經濟進步的現，張林此舉，無疑是一種因噎廢食、開歷史倒車的想法，以犧牲經濟效率來換取一時的價穩定，其可行可想而知。幸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張林的全面實化主張，並未被章帝完全採納，否則東漢經濟恐將遭更大的折騰。然而，章帝雖未全然施行張林之策，卻亦未能治錢荒與價波之弊。

直至和帝即位，始行改革五銖錢制，重定錢法，規範鑄幣，並嚴令止私鑄，使錢幣漸趨穩定。同時鼓勵農耕、裁減賦役，疏浚漕運，使資流通得以恢復。政府復行常平倉之法，年收糴抑其賤，荒年發廩制其貴，以平抑價。和帝又重用良吏，整頓吏治，使得民間負擔減輕，生產漸次復蘇。錢法既正，貨遂通，市場重現生機，百姓始得安業。此番改革雖未盡除積弊，然已扭轉頹勢，為東漢中期經濟穩定奠定基礎。

時荏苒，東漢王朝步晚年，桓帝、靈帝時期，政治腐敗日甚一日，國祚已是風雨飄搖。桓帝時，外戚梁冀專權，驕奢逸，朝政黑暗，飢荒亦頻生不斷。延熹元年（公元158年），面對“剪五銖”泛濫，貨幣系紊的局面，有人上書朝廷，建議廢除“剪五銖”，改鑄大錢流通，試圖以此整頓幣制，增加政府財政收。

此議雖意在重整錢法，然所鑄大錢重達五銖數倍，卻與民爭利，加重百姓負擔。大錢雖重，然民間易仍以實用為本，定幣值難敵市場俗，故流通不暢，反致價騰踴，民怨沸騰。彼時國庫空虛，朝廷乃借鑄錢之名，行聚斂之實，幣信日損，經濟愈困。剪之弊未除，新錢又苛政，豈非以暴易？貨幣之要，在得民信；信立則通，通則民安。舍此道而求斂財之，終如飲鴆止，加速分崩離析之勢。

當時，潁川人劉陶，剛剛被地方推舉為孝廉，聽聞此事，心急如焚，不顧人微言輕，毅然上書勸阻，力陳不可鑄大錢。其奏書大意謂：“當今之憂患，不在貨幣問題，而在乎民飢。惟有糧食乃國之所寶，民之所貴。而近年來，禾苗為蝗螟所盡，田野荒蕪，百姓嗷嗷待哺，所急者乃是朝夕之餐，與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又有何相干？

即使能使沙礫化為黃金，瓦石變為寶玉，而百姓無所飲，飢無所食，即便陛下有羲皇之純德，唐虞之賢明，亦對安國濟民無所補益。故鑄錢以齊一貨幣，猶如養魚於沸鼎之中，棲鳥於烈火之上，徒勞無益，甚至可能加速危亡。”

因此，劉陶建議皇上“寬鍥薄之，後冶鑄之議”，即先放寬對劣幣的令，暫緩鑄造新錢的議論，而將主要力放在解決百姓的吃飯問題上。桓帝見劉陶言辭懇切，切中時弊，遂罷鑄大錢之議。劉陶此番言論，將民生疾苦置於貨幣問題之上，頗遠見卓識，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矛盾的真實焦點已非單純的經濟政策所能解決。然而好景不長，靈帝繼位後，宦專權更甚，賣鬻爵公然行之，朝綱崩壞，民不聊生。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黃巾之驟起，天下響應，烽煙四起，州郡失守，帝國疆域陷一片。

桓帝之後，靈帝劉宏以十二歲齡即位，此人不務正業，喜錢財，竟公然在宮中設市，模擬民間商賈易，甚至開創地“公開賣斂財”。

和元年（公元178年），朝廷竟在鴻都門張賣榜文，銜高低，各有定價，公卿這樣的極品高，竟標價高達一千萬錢（即一千萬枚五銖錢）。當時，靈帝聽聞廬江、南二郡太守羊續為清廉，政績卓着，擬提升他為太尉。然而，按照當時的規矩，新任三公需向朝廷繳納“助軍錢”，羊續為清廉，家無餘財，自然無力支付這筆巨款，竟因此不能就任太尉之職。另有巨鹿太守司馬直，亦是有名的清，靈帝擢升他，或許是想故作姿態，或許是司馬直確實有才幹，竟聲明可以給他減價三百萬錢。

司馬直接到詔書，悲憤加，他託病辭歸，並於途中寫下奏書，極陳賣鬻爵之弊政，痛斥這種行為對國家基的腐蝕，最終竟以死諫君王。奈何靈帝利令智昏，對此全然漠視。不到十年景，靈帝賣所得，已積五銖錢巨萬。為了貯藏這些搜刮來的民脂民膏，他竟在西園建造了一座“萬金堂”，用以專門藏錢，其貪婪臉，暴無，時人多有嘲笑與譏諷，稱之為“西園錢奴”。萬金堂雖積錢如山，然黃巾餘燼未熄，涼州邊患日熾，羌胡寇掠，兵革不息，國庫空虛如洗。萬金堂之錢既不用於賑災，亦不用於敵，唯供一己之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