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不以為然：“這是必然之理！如種田，勤者收，惰者歉收。工商亦然，智者富，愚者貧。總比如井田時，大家一起窮好！”

“但井田時，至無人死！” “那是虛假的安穩！”陶朱激起來，“井田時，遇災年殍遍野；如今雖有不均，但總財富倍增，死者反。先生可知道，如今一畝之收，勝往昔三畝？”

姬稷默然。他不得不承認陶朱的話有道理：儘管貧富差距擴大，但整生活水平確實提高了。市場上貨琳琅滿目，普通市民也能買到以往只有貴族才能用的品。

最讓姬稷深思的是他在楚國看到的景象。楚國地廣人稀，鼓勵墾荒和工商，許多中原工匠紛紛南遷。在那裡，工匠地位較高，可自由經營，甚至可憑技藝獲爵。

“楚人重實利，輕禮儀。”一個中原移民告訴姬稷，“在這裡，會冶鐵勝過會詩書，善經商勝過善。雖然被中原士人譏為蠻夷，但百姓富足，倉廩充實。”

姬稷忽然想起孔子的話：“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經濟的活躍確實帶來了質的繁榮，但也帶來了價值觀的衝擊。

返回途中，姬稷特意繞道參觀了一個新興的紡織中心。這裡千家萬戶機杼聲聲，婦們日夜紡織，產品遠銷各國。

一個工告訴姬稷：“往日井田時，婦只在家織布自用。如今專業紡織，一匹布可換一石粟，勝過男子耕田。”

但又嘆道：“只是商人價，府徵稅，實際所得無幾。許多人家子七歲上機，三十歲目盲，所得僅夠糊口。”

姬稷在竹簡上記錄：“工商之興，如雙刃劍：一面開闢財富之源，一面割裂社會之和。”

回到周原，姬稷將見聞稟告父親。姬仲已是垂暮之年，聽完兒子的講述，沉默良久。

“變局已定，不可逆轉。”老人最終說道，“井田既破，工商既興，封建之世將終。未來天下，必是富國強兵者勝。而富國之道，已在工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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