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六年，七月廿八，福建泉州，鄭府“觀海樓”頂層書房。

海風從敞開的巨窗湧，帶着盛夏的燥熱和港口特有的咸腥氣味，吹着懸挂的竹簾嘩啦作響，卻吹不散書房那幾乎凝固的凝重與焦慮。

鄭芝龍，這位雄踞東南海域、令各方勢力忌憚三分的海上梟雄，此刻卻像一頭被無形鐵籠困住的猛虎，在鋪着昂貴波斯地毯的書房中央煩躁地來回踱步。

他那雙慣於在驚濤駭浪中穩定把舵、也能在談判桌上殺伐決斷的手，此刻卻無意識地握又鬆開，指節發出輕微的“咔吧”聲。

鄭芝龍的目，時不時地瞥向書房中央那張寬大的紫檀木書案。

案上，別無他，只端端正正地擺放着兩份文書，卻彷彿重若千鈞，得他幾乎不過氣。

左邊一份，是數日前從南京通過最快渠道傳來的報，字跡潦草卻容驚心。

上面不僅詳細羅列了韓爌自盡、錢謙益被斬、汪慶元等人菜市口伏法的結果，更描述了那十七顆高懸的人頭、堆積如山的抄家金銀、以及南京城在鐵清洗後那種噤若寒蟬的氛圍。

每一個名字，都曾是江南地界上響噹噹的人，樹大深，盤錯節，如今卻如同秋風掃落葉，頃刻間灰飛煙滅。

右邊一份，是他自己斟酌數日、幾易其稿，卻始終未能定奪的請罪奏疏草稿。

言辭可謂極盡謙卑恭順，將收江南“黨”一百萬兩銀錢之事，含糊地稱為“人蒙蔽”、“暫為保管”，並表達出“惶恐待罪”、“乞陛下聖裁”之意。

但這稿子怎麼看，都着一子心虛和試探，連他自己都覺得缺乏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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