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有限的認知往往伴隨着誇大和歪曲，進一步加深了大明人對“夷人”的偏見，這種觀念和態度與後世的“羨洋犬”們截然相反。

“羨洋犬”們盲目崇拜外國，對外國的事都給予了過度的褒獎和追捧，甚至拋棄了自己的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

他們忽視了西方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諸多問題，而只是片面地追求西方所謂的先進文化和質。

這種盲目崇拜的態度，與大明人對“夷人”的歧視和輕視一樣，都是不可取的。

乾聖皇帝覺得應該以史為鑒，既要避免重蹈封建社會對其他民族歧視輕視的覆轍，樹立正確的民族觀和世界觀，尊重和包容不同民族的文化和差異；

同時也要警惕盲目崇拜外國的現象發生，堅定文化自信，堅守民族尊嚴，以客觀、理的態度看待世界，學習和借鑒外國的優秀果，推自的發展和進步。

其實大臣們也深知，以目前大明的軍事實力，本就不足以讓那些蒙古人臣服，在這個弱強食的年代，誰有實力誰才有話語權。

不過，不論是乾聖皇帝還是諸位大臣倒是達了一致，那就是：如果對這些區域只有名義上的封賞，沒有行政管理那也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名義上他們雖臣服於我大明，但實際上卻依舊保有高度的自主權。

每年雖接大明的賞賜，可大明卻難以對其有實質的約束。

就如近年的努爾哈赤，便是活生生的例證。

努爾哈赤所代表的後金勢力，正是“以夷制夷”政策失敗的典型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