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海寇的銷聲匿跡和海上航線的日益安全，一條連接東方帝國與西方世界的、全新的、以海洋為紐帶的貿易大脈，開始清晰地呈現出來。這條路徑，不再是過去那充滿艱險、耗時漫長的陸上綢之路，而是藉助浩瀚的海洋，一條更為高效、運量更大的“海路綢之路”，正式“啟”航。

這條海路綢之路的雛形，並非一蹴而就，它深深植於帝國前期對南洋（東南亞）的探索與經營。早在肅清海寇之前，帝國的使節和富有開拓神的商人便已乘着海船，與扶南（今柬埔寨一帶）、占婆（今越南中南部）等地的港口建立了穩定的朝貢與貿易關係，積累了寶貴的近海航行經驗。海疆的平定，如同搬開了擋在門口的最後一塊巨石，使得帝國商人得以安心地將目投向更遙遠的西方海域。明的帝國商人和那些敢於挑戰風浪的水手們，在世代相傳的航海歌訣和初步繪製的海圖基礎上，逐漸驗證並完善了一條偉大的航線：沿着帝國漫長的海岸線南下，穿越宛若湖的南海，繼而通過那個被稱為“龍”的狹窄水道——馬六甲海峽（或可供選擇的巽他海峽），便能闖一片前所未有、波瀾壯闊的全新天地——印度洋。古老的傳說與現實在此匯，在印度洋的彼岸，確實存在着那些在史籍中偶現蹤影的文明古國：產饒的“毒”（印度），盛產駿馬與琉璃的“安息”（波斯），以及那個更加神秘、被稱為“大秦”的羅馬帝國。

貿易的浪總是由近及遠，層層推進。最初，或許是帝國的商船隊滿載着潔如脂的綢、瑩潤剔的瓷、芬芳的茶葉，航行至印度東海岸的着名港口，如耽栗底（Tauk）或建志補羅（Kanchipura。在那裡，這些來自東方的珍品，引起了當地商賈的極大狂熱，他們用以換的，是璀璨的寶石、細的棉花、圓潤的珍珠以及各種奇異的香料。很快，帝國的商人們便意識到，這種經由印度商人中轉的貿易，利潤被層層盤剝。對財富的和對未知世界的好奇，驅着他們不再滿足於充當供應鏈的上游。他們開始招募悉遠洋航線的番禺（古廣州）舟師，建造更大、更堅固的“樓船”或“舶”，儲備足額的糧食與淡水，勇敢地駕馭着季風的規律，進行史詩般的直達航行。帝國的海船，憑藉著其水隔艙的先進結構、尾舵提供的良好控以及對於星象觀測和季風規律的逐步掌握，開始為印度西海岸、波斯灣乃至紅海沿岸港口的常客。在安息帝國的港口，帝國的綢可以直接換取地中海的珊瑚、阿拉伯的香；甚至有膽大包天的商人，將其商船駛了紅海，幾乎到了托勒埃及的疆域。

這條海上大脈的廓由此變得清晰而穩定：帝國的商隊通常從南海郡（今廣州）或趾郡（今越南北部）的大型港口啟碇。他們心選擇在冬季，藉助強勁而穩定的東北季風，順風南下，航經林邑（占城）、真臘（柬埔寨）的海域，功穿越馬六甲海峽這道關鍵門戶。進浩瀚的印度洋後，他們則需等待夏季西南季風的到來，憑藉這強大的推力，船隊得以揚帆向西，橫渡大洋，直抵印度半島的馬拉爾海岸。從印度西南岸的港口出發，航線繼續延：一條向西北，進波斯灣，溯兩河流域而上，可與傳統的陸上綢之路匯合；另一條向西南，藉助洋流，可航至阿拉伯半島南端的“香料之國”（今也門、阿曼一帶），甚至遠達東非海岸，用瓷換象牙和犀角。

與那條蜿蜒於沙漠、戈壁和雪山之間，飽補給困難、土匪劫掠和沿途政權苛稅困擾的陸上綢之路相比，這條新生的海路展現出了倒的優勢。其運載能力是革命的，一艘大型海船的載貨量，足以媲一支由數百峰駱駝組的龐大商隊，使得綢、瓷這類沉重或易碎商品的大規模、低本運輸為可能。儘管遠洋航行本伴隨着風浪、疾病等風險，但總而言，它規避了陸路漫長的過境關稅和昂貴的安保費用，沿途地區政治的影響也相對較小。海洋，在帝國水師的庇護下，為了一條更可靠、更經濟的“水上高速公路”。

“海路綢之路啟”，這一變化的影響是深遠且革命的。它意味着帝國的經濟命脈和對外影響力，獲得了一條強大而獨立的輸送通道。帝國的經濟角，隨着商船的帆影，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直接嵌到整個印度洋貿易圈之中，並間接撼着地中海世界的經濟格局。丞相李斯雖已年邁，無法親眼見到帝國的巨艦航行於印度洋的萬頃碧波之上，但他卻能從宮廷珍藏的、越來越細的西域南海地圖上，從鴻臚寺接待的來自更遙遠國度的使者口中，從府庫中激增的海關稅收和那些前所未見的奇珍異寶中，清晰地到這條新通道所帶來的磅礴力量與無限可能。帝國的視野，不再局限於大陸的盡頭，而是投向了無垠的深藍，一個以海為疆的宏大時代，就此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