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秦帝國最主要的締造者之一和長期的輔政者，李斯的命運，早已與那位橫掃六合、氣吞寰宇的帝王——秦始皇嬴政，地織在一起，榮辱與共，難以分割。在晚年歸鄉野，靜心着述《憶往錄》以梳理一生得失、總結治國理政經驗教訓時，他無法，也不可能迴避這位對他一生軌跡產生了決定、乃至塑造影響的千古一帝。他必須以筆墨，為這位功過皆堪稱驚世駭俗的君主，留下屬於自己的、力求真實的評判。因此，他懷着一種極為複雜、既充滿敬畏與知遇之恩、又帶着晚年沉澱後的理審視與深刻反思的態度，專門辟出獨立的章節，題為“詳述始皇功與過”，意圖撥開後世可能存在的重重迷霧與極端褒貶，力求給予這位曾經的君主、夥伴，一個相對客觀、全面、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歷史定位。

對於始皇之“功”，李斯毫不吝嗇筆墨，給予了極高的、也是基於親經歷、符合史實的評價。 這部分論述，筆端飽含着一位老臣對往昔崢嶸歲月、對共同開創不世功業的追憶與慨。

首功，在於“掃平六合，統一天下”。 他詳細描述了始皇親政後，在錯綜複雜的國外局勢下，所展現出的超凡雄才大略和堅如磐石的決心。他寫道：“……陛下（指始皇）初登大寶之際，有華太後、呂不韋等權臣掣肘於朝堂，外有韓、趙、魏、楚、燕、齊六國虎視於邊境，形勢可謂危如累卵。然陛下聰慧天，深知忍之道，於親政前韜養晦，暗中積蓄力量。一旦時機，親掌權柄，便以雷霆萬鈞之勢，迅速肅清嫪毐之，罷黜相國呂不韋，徹底掌控朝局，其手段之果決，令人心折。患既除，陛下便將目投向寰宇，堅定不移地啟並主導了波瀾壯闊的滅國之戰。其目之遠大，非局限於一時一地；意志之堅韌，雖九死其猶未悔；用人之膽識，能拔擢王翦、蒙恬等良將於行伍，亦能納客卿如斯者於廟堂。十年之間，韓、趙、魏、楚、燕、齊等雄踞一方數百年的諸侯國相繼而亡，烽火連天的戰歲月戛然而止，海終歸一統。此乃震古爍今之不世之功，非惟結束數百年割據混戰、救民於水火，更在於奠定了華夏大地萬世一統之宏基，其利在千秋，澤被後世。” 在李斯看來，沒有始皇那種睥睨天下的氣魄、察時局的眼以及排除萬難、將戰略執行到底的強悍意志力，統一大業絕無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完，其個人在此過程中的核心領導作用，無可替代。

次功，在於“創立制度，奠定基石”。 這是他親參與設計、極力推行並終生引以為傲的政績。他傾注了大量筆墨，詳盡闡述：“……天下雖定於刀兵，然如何治理這前所未有之龐大帝國，實乃較之徵戰更為艱巨之難題。陛下高瞻遠矚，並未沉溺於武功之盛，而是毅然採納斯等建議，力排眾議，徹底廢除行之數百年的分封舊制，全面推行郡縣新政。使政令出於中央一孔，權力集於朝廷一，此制度之創舉，破天荒第一遭，徹底改變了‘封邦建國、諸侯裂土’的傳統治理模式，為後世歷朝歷代所沿襲（雖時有反覆），其影響至為深遠，可謂奠定了中國兩千餘年大一統王朝之基本政治框架。此外，推行‘書同文’，統一文字，使天南地北言語異聲之人，可憑同一文字通無礙，文化得以融傳承；‘車同軌’，統一車軌寬度，便利通，促進經濟脈流通；‘統一度量衡’，使市場易、國家稅收有統一標準可循，此非徒形式之整齊劃一，實為凝聚文化認同、促進經濟深度融合、鞏固國家統一之本大計，其功績潛移默化，卻惠及萬代。至於修築馳道、開通靈渠等浩大工程，雖當時耗費民力甚巨，謗議亦多，然其加強中央對地方控制、便利軍事調遣與商貿往來、促進南北經濟文化流之功，亦不可沒。此一系列制度創設與基礎設施建設，看似繁瑣，實則功在當代，利在萬世，乃帝國長治久安之堅實基石。” 字裡行間，充滿了對這項開創事業的認同與自豪。

再功，在於“開拓疆土，鞏固邊防”。 他亦客觀記述了始皇對外經略的積極一面。提及派遣大將蒙恬北驅匈奴，奪取河套之地，築城設縣；派遣屠睢、趙佗等南征百越，將嶺南廣大區域納版圖，使帝國疆域空前擴大，聲威遠播。同時，他也論及連接和修築萬里長城之事：“……陛下志在‘日月所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北逐胡人，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南辟荒服，置郡設縣，雖用兵過程難免酷烈，然確使華夏文明之影響力隨之拓展，疆域得以穩固。至於連接、增筑北境長城，雖勞民傷財，死傷無數，怨聲載道，然於國防戰略而言，此綿延萬里的軍事防線，在冷兵時代，對於防北方游牧民族騎兵的飄忽侵擾，保護中原農耕文明腹地之安寧，客觀而言，亦有其不可否認的戰略價值與歷史作用，功過需分開看待。”

在充分肯定其彪炳史冊之“功”的同時，李斯的筆轉向更加審慎、冷靜，甚至帶着沉痛反思的批判，詳細剖析了始皇統治後期，尤其是晚年的種種“過”失。 這部分論述，顯出他作為親歷者和一定程度上的參與者，那份深刻的愧疚與歷史責任。

首過，在於“剛愎自用，驕奢專橫”。 他結合自己的觀察與遭遇，回憶道：“……陛下天縱英明，智慧超群，此毋庸置疑。然或許正因功業太過顯赫，天下莫能與爭，使其晚年之心境，漸生變化。自信漸趨於自負，乃至獨斷專行，難容異見。尤喜聽頌揚阿諛之詞，漸惡逆耳忠言。朝堂之上，群臣為求自保，大多噤若寒蟬，唯恐一言不慎，怒天威。對於不同政見，往往視作對其無上權威的挑戰，輕則厲聲斥退，重則下獄治罪，乃至族誅。如此風氣之下，正直敢言之士日漸凋零，圍繞其邊者，多為曲意逢迎之輩。此剛愎之心，閉塞言路，實為決策失誤之源。加之其生活用度亦日趨奢靡無度，舉全國之力，興修阿房之宮，窮極土木之巧；營造驪山陵寢，求永世之安，不知耗費幾多民脂民膏，使本已疲憊的民生更添重負。此驕奢專橫之態，實為敗德之始，亦為日後帝國基搖埋下了深重患。” 言辭之中，不乏惋惜與警示。

次過，在於“嚴刑峻法，刻薄寡恩”。 這是李斯反思最深、也最為後世所詬病，且自亦負有責任的方面。他坦言：“……秦法本以嚴苛刻着稱，陛下用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輕罪而施重罰，連坐之法酷烈，使天下百姓輒得咎，人人自危，以至於‘道路以目’，不敢談。嚴刑峻法固然在特定時期起到了震懾邪、強化統治的作用，然過於嚴苛，則失卻法律‘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教化本意，徒增天下怨恨，使民心離散。陛下視民力幾近無窮，徵發無度，徭役繁重，築長城、修馳道、建宮室、戍邊關……無休無止，使天下黔首，疲於奔命，幾無息之機。怨氣積於臆，猶如乾柴遍布，只待星火。日後陳勝、吳廣之徒，於大澤鄉振臂一呼，天下響應者雲集，豈是天生反骨？實乃苛政迫所致，‘天下苦秦久矣’！斯當時居丞相之位，於法家之深信不疑，或曾覺其過峻，然或囿於見識，或無力勸諫，或以為非常之時需行非常之法，未能堅決阻止，反而某種程度上為其執行者，思之赧然，亦有罪焉。” 這段反省，可謂痛徹心扉，充滿了晚年的悔悟與自責。

再過，在於“追求長生，於方”。 他以沉痛的筆調記載了始皇晚年對長生不老仙藥的痴迷，如何使其理智蒙塵。“……陛下功業蓋世，已達人生巔峰，便思永無極，此亦位高權重者常有之慾念。然陛下於此道，過於痴迷執着，乃至理智盡失。寵信徐福、盧生等江湖方士，耗費巨資，屢次派遣其出海尋訪仙山，求取不死之葯。更因方士求葯不得、懼罪逃亡，而遷怒於咸城的儒生方士，釀‘坑儒’慘案（雖主要針對欺詐的方士，然牽連甚廣，眾多儒生亦未能倖免）。此舉不僅戕害數百命，更嚴重堵塞言路，使士人寒心，文化蒙塵，朝野噤聲，此實為陛下晚年最大之昏聵失德之舉，亦使其英明形象蒙上難以抹去的污點。” 言語間，對帝王沉迷虛妄、禍及士林的批判之意，清晰可見。

最後，在於“繼承人之失，禍深遠”。 李斯從帝國長治久安的角度，指出了始皇在關乎國本的最大失誤。“……陛下於長子扶蘇，其仁厚聰慧，然又憂其格過於寬仁，與己之嚴苛峻法政見不合，非但不能悉心調教引導，反因政見分歧而將其遠派至上郡監軍，使其遠離權力中心。於子胡亥，則過於溺，縱其驕奢逸，未加管束引導。最為關鍵者，陛下於生前未能及早明確儲位，妥善布置後之事，遴選、任命可信賴的託孤重臣，以輔佐新君，穩定朝局。致使沙丘病重之際，邊僅有趙高、胡亥及斯等寥寥數人，終讓佞趙高得以窺得間隙，勾結胡亥，脅迫於斯，行矯詔篡位之逆舉，不僅死扶蘇，更險些斷送剛剛一統的帝國江山。此實為關乎嬴秦宗廟社稷存續之大過也，其後果之慘烈，令人扼腕嘆息。” 此論直指帝國速亡的關鍵節點，充滿了歷史的沉重。

通過這番詳盡而力求公允的“詳述始皇功與過”，李斯以其親歷者的獨特視角和晚年沉澱的智慧，描繪了一個立、複雜、充滿矛盾與張力的秦始皇形象。他既是雄才大略、目如炬、開創了前所未有之大一統格局的千古一帝，也是晚年剛愎自用、嚴酷寡恩、於虛妄、在關鍵問題上犯下致命錯誤的悲劇人。李斯的評價，既帶有作為臣子對君主的敬畏與知遇之恩，作為親合作者對共同事業的追憶與理解，也融了其晚年超於權力核心之後，基於更廣闊的歷史視野和深沉的淚教訓所進行的深刻批判與反思。這種不虛、不惡，力圖客觀還原歷史複雜的記述，使得後世之人能穿歌功頌德或全盤否定的簡單化敘事迷霧，對這位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決定影響的傳奇帝王，有一個更為清晰、深刻和全面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