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邁”的清醒認知，化作李斯實際行中的“漸放權於皇帝”。這並非一蹴而就的突然接，而是一個有計劃、有步驟、極為審慎的過程，如同春冰融化，悄然無聲，卻不可逆轉。

李斯的放權，首先從減對日常政務的直接干預開始。以往，各地上報的重要文書，無論大小，丞相府都是必經的中樞，李斯會親自批閱並提出理意見，再呈報皇帝。如今，他逐漸改變了這一流程。他下令，除了涉及軍國大事、重要人事任免、重大律法修訂等核心事務外，其餘常規的政務，如地方水利修繕的報備、尋常案件的複核、郡縣員的常規考核等，均由丞相府的相關曹署（部門）直接整理出初步意見後，報送皇帝裁決。他本人只進行最後的審閱和用印，除非發現明顯問題，否則不再輕易否決下屬機構或皇帝初步形的意見。

這種轉變，起初並不引人注目。丞相府的長史、主簿等屬最先察覺相國的變化。他們發現，送呈的文書卷宗上，李斯親筆批註的硃砂小字日漸稀疏，取而代之的是各曹署依制擬定的理意見。有時，面對一份關於某郡漕運事務的呈報，李斯只是略略掃過，便提筆寫下“依議，轉呈覽”，而不再像從前那樣，對漕船調度、役夫徵發的細節逐一推敲。只有遇到涉及邊關軍或賦稅更易的重大事宜，他才會召來相關屬，閉門詳詢，反覆斟酌，而後才鄭重附上自己的看法，呈送宮中。這種有選擇的放手，既確保了帝國機樞的平穩運轉，也悄然將皇帝推向了日常決策的前台。

在朝會之上，李斯也刻意減了率先發言的次數。他更多地扮演一個傾聽者和補充者的角。當皇帝詢問政事時，他往往會讓其他相關部門的員先陳述看法，自己則在最後才發表意見，而且言辭多傾向於總結和提煉，或者從更宏觀的角度提出建議，而非給出的作指令。例如，一次廷議關於新墾土地的賦稅減免年限，治粟史與幾位九卿爭論不休，年輕的皇帝將目投向一直沉默的李斯。李斯這才出班，並未直接表態支持哪一方，而是從容言道：“陛下，治粟史所慮在於國庫充盈，諸卿所憂在於民生疾苦，皆是為國謀划。臣以為，可依地域貧富、墾難易，分等定其年限，既示朝廷恤民之意，亦不妨國家大。等差，還請陛下聖裁。”他不僅化解了現場的僵持，更將最終裁決之權，自然而然地歸於座之上。他甚至開始有意識地在一些不太要的問題上，支持一些年輕員提出的、可能與他自己想法略有不同但頗新意的方案，以此鼓勵朝堂上的活躍思維，也向皇帝展示他放權的誠意。這種姿態，微妙地改變了朝堂議事的氣場，使年輕臣工敢於發聲，也讓皇帝的權威在一次次裁決中得以鞏固。

其次，李斯開始逐步將自己手中的一些權力，移給皇帝信任的、或者他認為是可靠能幹的副手及年輕員。例如，他以力不濟為由，奏請皇帝准許，增設了一名權重位高的“丞相平章事”，或提升了一位素有幹才、皇帝亦頗為賞識的侍郎，讓其負責協調丞相府與各郡縣的信息往來和文書流轉，實則分擔了相當一部分的行政協調之責。他將一部分中下級員的考核與初步薦舉之權，更多地下放給了九卿尤其是吏部員，自己只牢牢掌控公卿一級的最終提名權。在涉及財政、工程等專業領域的事務上，他也更加倚重治粟史、將作府等專業員的意見，在前會議時，常會主說：“此事關乎錢糧度支，治粟史當有算，臣願聞其詳。” 或是“工程營造，將作府更為通，其方案似更穩妥。” 自己則漸漸退居為把握大方向的督導者。

更重要的是，李斯在心態和姿態上，都明確地表現出以皇帝為決策核心的立場。每當有重大決策需要最終拍板時，即使皇帝主徵詢他的意見，他也會在詳盡分析利弊、陳述各種可能後，必定強調“此乃老臣一得之愚，管窺之見，最終仍請陛下聖裁”。在公開場合，他言必稱“陛下英明”、“仰賴陛下決斷”，不斷強化皇帝的權威形象。他甚至開始着手整理和移一些原本由丞相府保管的、象徵權力的檔案、圖籍、律令底本以及部分次要的印信，陸續移給宮相關的機構（如尚書台）或皇帝指定的近臣掌管。這個過程他做得極其細緻而有條理，每次移都附有清晰的清單和說明，彷彿一位老匠人在接他使用了多年的工，既顯慎重，亦表明去意已決。

這一系列“漸放權”的舉，自然被皇帝和朝臣們看在眼裡。皇帝對此既到欣，也夾雜着一複雜的。欣的是，“仲父”果然深明大義，主還政，使得自己的親政更加名實相符，朝堂之上，萬機決斷，終於愈發清晰地到權柄的重量歸於己。複雜的是，看到這位為自己和帝國勞一生的老人，發間銀日增，步履雖仍沉穩卻已蹣跚之態，正如此刻他逐漸淡出權力中心的背影，心中不免有些不舍和悵然，甚至有一難以言喻的愧疚。因此，皇帝對李斯愈發尊重，凡遇大事，依然必先諮詢於丞相府，並且對李斯在此期間推薦、提拔的員，大多予以重用，賞賜也愈發優渥，以安其心。

朝臣們的反應則各不相同，如同一石水，漣漪各異。一些李斯的舊部門生，到了失落和不安，往日憑藉與相府的切關係而擁有的影響力正在消退，不免憂心前程；一些敏銳而富有進取心的年輕員則從中看到了更多的晉陞機會和施展空間，開始更加積極地向皇帝靠攏，躍躍試；而大多數明眼的老之臣，則對李斯的急流勇退表示由衷敬佩，私下議論時，皆認為此乃“識時務、知進退”的保全之道，既惠及國家穩定，亦為自求得善終，實為明智之舉。朝堂之上的勢力格局，就在這無聲的漸變中，進行着微妙而深刻的重塑。

李斯對於外界的讚譽、猜測、乃至某些暗流涌的非議，皆泰然之，不置可否。他深諳政治規律，明白放權的過程必然會伴隨一些波與不適，但只要核心權力能如春雨潤般平穩過渡到皇帝手中，這些小小的漣漪終將平息。他這套“漸放權”的策略，其妙之就在於如細水長流，最大限度地減了權力接可能帶來的震與，同時也為自己贏得了寶貴的緩衝時間和從容的作空間，以便他能更專註地進行下一步他心目中更為重要的工作——為帝國“培養新一代棟樑之臣”。他正以一種近乎完的、充滿政治智慧的方式，為自己輝煌顯赫卻又波瀾壯闊的政治生涯，從容不迫地書寫着最後的、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