荏苒，如白駒過隙。自李斯力排眾議、頒行《大秦蒙養》、全力推進“文化統一”工程以來，轉眼已是十年過去。這十年間，帝國表面上波瀾不驚，北境安寧，政修明，但一場發生在人們頭腦深的、靜悄悄的革命，卻在持之以恆地進行着。十年辛苦不尋常，當年播下的思想種子，終於開始在帝國的上，顯現出初步卻令人振的效。

這種效，首先現在學系的鞏固與擴張上。十年間，在李斯的強力推和持續資源傾斜下，郡縣學的數量和質量都有了顯着提升。幾乎每一個稍規模的縣城，都建立了規制齊整的立學校，青磚黛瓦的學舍取代了昔日的草堂陋室。這些學府不僅吸納了當地相當一部分的適齡蒙學，其校舍規模、廩食供給乃至祭儀仗，皆按朝廷頒定的統一制式營造，為地方上彰顯大秦文教氣象的顯着標識。學教師經過多嚴格的培訓和篩選，隊伍愈發“純正”，不僅稔經義，更能準確傳達《大秦蒙養》中“尊君”、“崇法”、“尚功”的核心神。更為關鍵的是，一條由學而仕途的通道已被初步鑿通：學畢業的學子，在出任鄉嗇夫、獄掾、令史等基層小吏時，確實有了一定的優先權。這一現實利益，如同無聲的號令，反過來又吸引了更多殷實之家，甚至部分觀中的中小地主，將子弟送學，一個“學-修業-出仕”的初步良循環已然形。

其次，是《大秦蒙養》本深人心。這套由李斯親自主持編訂、歷經十年使用與細微修訂的教材，其權威已在帝國疆域牢牢確立。它不僅是在所有學中必須朝夕誦習的必修課本，其影響力更如潤細雨，滲至許多民間私塾，乃至一些稍有條件的家庭中，亦將其奉為啟蒙教育的不二範本。那些心編纂、朗朗上口的韻文，如“天地玄黃，秦統八荒”、“法令既明，善惡自分”、“黔首耕戰，士吏奉公”等，在關隴、三晉、中原許多地區，已為識字孩開口即誦、浸骨髓的聲律。教材中那些經過巧妙設計的歷史故事和道德訓誡，雖則簡潔，卻有效地在蒙稚的心田中，構建起一個以“大秦”為天下中心、以“忠君守法”為人間至理的認知框架。尤為李斯所樂見的是，十年前，許多關東地區的孩或許還曾從父祖輩酒後的唏噓慨嘆中，聽聞過關於“齊王寬厚”、“楚地雄風”的零星記憶；而如今，在學教育覆蓋較好的區域，新一代的孩對“六國”的概念已然變得十分模糊和遙遠，彷彿只是志怪雜錄中的古老名號。“天下皆秦土，萬民皆秦人”的觀念，正如一層底，悄然鋪陳在他們對世界最初的想象里。

再者，是社會風氣潛移默化的轉變。十年持續不斷的宣教灌輸，如同滴水穿石，開始對整個帝國的文化氛圍產生微妙卻可見的影響。在市井街巷、驛亭客舍等公共場所，公開非議朝政、懷故國的言論已大為收斂，雖不敢說絕跡，但至聲勢已衰。儘管私室之、至之間的不滿與議論依然存在，然在公開層面，認同統一、維護穩定的聲音已儼然為主流。一些原本對秦法秦政抱有疑慮乃至抵緒的地方士紳，審時度勢之下，也開始有意識地將子弟送往學，或延請諳《大秦蒙養》的塾師，按照新的模式進行家庭教育，以期子弟能適應這不可逆轉的新局。與此同時，法律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強化。無論是鄉間三老調解民間糾紛，還是郡縣吏斷案決獄，“依秦律如何”為了更常被引用的權威依據，地方的習慣、豪強的威，在文的律法條文面前，其分量正悄然減輕。

李斯通過遍布帝國的史系統和郡縣上報的計簿，切關注着這些點點滴滴的變化。他案頭堆積的簡牘中，不乏一些令他倍欣的案例：有來自隴西的報告，稱一名寒門學子在郡中秋試中，因一篇論述郡縣制如何“絕割據之患、通天下之力”的策論而備賞識，穎而出；有來自東海之濱的文書，記述一名年輕的嗇夫，因嚴格依照秦律條文，公正理了一樁糾纏多年的田產糾紛，竟使訴訟雙方心服口服，被譽為“清吏”；甚至在南郡的偏遠鄉里，發生了稚齡因背《大秦蒙養》中歌頌統一的篇章，而當場糾正其祖父酒酣耳熱時對舊楚流出一模糊懷念的“趣事”……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跡象，從帝國的四面八方匯聚到丞相府，如同涓涓細流，讓李斯真切地到，他十年的夙夜匪懈、辛苦經營，並未空付。那曾經在朝堂之上依託分封舊論、公然挑戰郡縣制的“復古”思，雖然在部分老士大夫的圈層中仍有市場，但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基，尤其是在正被學塑造的年輕一代心中，正在被一點點地蠶食和削弱。他功地構建起一套自上而下、相對有效的方宣傳和教育網絡，並終於開始收穫符合他預期的初步“果”——一批在思想源上，更傾向於認同當前帝國中央集權制的後生。

當然，李斯心智清明，並未被這些初步的效沖昏頭腦。他清楚地知道，十年，對於徹底扭轉數百年來列國並立所形的深厚地域觀念、文化差異而言，不過是一瞬。舊的習慣、舊的、舊的認知，依然在廣袤帝國的理深盤錯節，尤其是在學力量尚未深滲的偏遠山村，以及那些與舊貴族有着千萬縷聯繫、家學淵源的階層之中。儒家、道家等學派的私相授並未絕跡，只是轉了更蔽的地下，一有合適的時機，這些“異說”仍可能沉渣泛起。文化的融合與思想的統一，是一項遠比軍事征服和政治改制更為艱難、需以百年計的漫長工程，他李斯，僅僅只是為之奠定了一塊基石，開闢了一個方向。

但無論如何，這“十年辛苦見效”的局面，無疑極大地增強了李斯的信心。它如同一場小規模的驗證，證明了他所選擇的“以教育植基、以文法易風俗”的道路是可行的，他所採用的編定教材、廣立學、利仕進的方法是有力的。這為他接下來更深地推進“文化統一”戰略，提供了堅實的實踐依據和強大的心理支撐。站在這個承前啟後的時間節點上，李斯的目已投向了更遠的未來。他期待着下一個十年，乃至二十年、五十年之後，當這一代在《大秦蒙養》聲中啟蒙、在學系中長起來的年，紛紛加冠人，充任帝國的吏員、軍、工匠乃至農夫，真正為社會中堅力量時，彼時的大秦帝國，將會是怎樣一番政通人和、萬里同風的景象。那或許，才是他理想中，不刀兵與強權脅持，而由化於人心的共識所凝聚而的、真正固若金湯的帝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