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後垂簾聽政的潛在威脅被巧妙化解，宗室在蒙恬的軍威與李斯的政治安下也暫時保持了沉默，隨着先帝駕崩、新帝即位的消息正式公告天下，帝國權力結構的塵埃，在經過短暫的懸浮後，終於落定。而最終形的格局，清晰地指向了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丞相李斯與上將軍蒙恬，這兩位顧命大臣，手中掌握的權柄，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重量，幾乎等同於帝國的實際統治者。

這權柄之重，現在帝國運行的方方面面：

政務決策之重：所有呈送皇帝的奏章，無論大小，首先需經丞相府審閱、提出初步理意見（“擬票”）。如今，這“擬票”幾乎等同於最終決策。李斯以其富的經驗和鐵腕風格，理着從吏任免、財政調度到律法執行、工程營造的所有國家政務。他的批示，便是帝國的意志。雖有蒙恬作為共同輔政，但蒙恬的主要力放在軍事和對京畿的掌控上，對於日常繁雜的政務，他大多尊重李斯的專業判斷，形了以李斯為主、蒙恬為輔的文政格局。丞相府的指令，通過高效的僚系統，暢通無阻地發往帝國每一個角落。

軍事統帥之重：蒙恬則牢牢掌控着帝國的槍杆子。他不僅直接指揮咸衛戍部隊和宮城軍，其威更足以影響帝國所有邊軍和郡國兵。北疆防線在他的遙控下穩如磐石，各地郡縣的軍事長的任命和調，也需經過他的認可或報備。軍中只知有蒙將軍，而不知有年的皇帝，這並非誇張。蒙恬的權柄，是李斯政令得以推行、朝局得以穩定的最強武力保障。

人事任免之重：關鍵崗位的吏任免，如今完全掌握在李斯與蒙恬手中。他們可以依據詔，名正言順地調整各部衙署的主，將忠誠可靠、能力出眾者提拔到重要位置，同時將那些可能懷有異心或能力不足者調離。這使他們能夠迅速構建起一個以顧命大臣為核心的執政團隊，鞏固權力基礎。

司法刑賞之重：廷尉府的最終裁決，重大案件的定，乃至特赦與嚴懲，其最終決定權也歸於顧命大臣。李斯可以依據秦律和自己的政治需要，對任何人進行審判和罰，這權柄足以讓所有員，包括宗室員，到深深的敬畏。

與皇權的關係：年的皇帝，更多是一個象徵的存在。他每日在太傅的教導下讀書習字，偶爾在重要典禮上面，接百朝拜。但所有的政務決策、軍隊調、人事安排，都無需經過他的批准（事實上他也無法批准）。李斯與蒙恬只是定期（或遇重大事件時）以顧命大臣的份，向皇帝和太後進行形式上的“稟報”，以維持皇權的法統地位。實質上，皇權已被顧命大臣的權柄所替代。

這種權柄的極度集中，固然帶來了高效率和高度的穩定，使得帝國在失去強勢君主後依然能夠維持運轉，但也埋下了巨大的患。它打破了秦國一直以來“君主獨裁，臣子執行”的權力結構，創造了一種罕見的“顧命大臣共治”模式。這種模式能否長期穩定，完全依賴於李斯與蒙恬之間的信任、默契以及他們個人的威和能力。一旦這種平衡被打破，或者其中一人出現異心，亦或者皇帝長大後想要收回權力，都必將引發劇烈的政治。此刻，李斯與蒙恬權柄重於泰山，但他們也正坐在一座隨時可能噴發的火山口上。

李斯與蒙恬權柄日重，帝國中樞看似鐵板一塊，穩定有序。然而，那些被強行制下去的、潛伏在帝國深的反對力量，尤其是對秦滅其國、奪其社稷懷有刻骨仇恨的六國舊貴族孽，並未就此甘心蟄伏。正面抗衡無異於以卵擊石，他們便轉而採取了更為險、也更難防範的武——散布謠言。

這些謠言，如同黑暗中滋生的毒菌，藉著帝國權力接、人心未定的特殊時期，在咸乃至原六國故地的暗巷、酒肆、私塾等角落裡悄然散播開來。它們並非空來風，而是心編織，往往半真半假，直指顧命大臣，尤其是丞相李斯的執政肋，意圖離間其與皇室、軍方乃至百姓的關係，搖其統治的合法。

最初的謠言版本還比較晦，多是從道德和出手：

“聽聞那李斯，不過是楚國上蔡一介布，靠着阿諛奉承、揣上意才得以居高位。如今先帝崩逝，他便挾持主，總攬大權，其心叵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