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次勉強臨朝卻盡顯疲態之後，皇帝扶蘇的狀況時好時壞，始終未能恢復到可以正常理繁重政務的水平。多數時候，他只能在甘泉宮靜養，批閱奏章的時間被嚴格限制，且多是象徵地閱看，難以進行深的思考和決策。在這種況下，他對丞相李斯的倚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謂愈發加深。

這種倚重現在政務理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奏章的置流程。以往，重要奏章需由丞相府先行提出初步理意見（“擬票”），然後呈送皇帝最終裁決（“批紅”）。如今，扶蘇力不濟，往往只看丞相府擬定的理意見，若覺得無甚不妥，便直接認可，甚至有些不太急的奏章，他只看個標題，便吩咐宦“依丞相所議”。這使得李斯的“擬票”權，在很大程度上變了實際上的決策權。大量的日常政務，從吏任免、財政調度到工程審批、律法執行，其最終決定權，都愈發向丞相府傾斜。

其次，是重大決策的諮詢。即便是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如是否調整某項賦稅、如何應對邊境異、大型工程的立項等，扶蘇在做出決定前，也幾乎必然要召見李斯（或通過侍傳話詢問），詳細聽取他的分析和建議。李斯的意見，往往有決定的影響力。扶蘇對李斯的信任，已經超越了一般君臣的範疇，帶着一種近乎於學生對師長、子侄對尊長的依賴。他深知李斯的能力、忠誠以及對帝國局勢的把握，在自己無力親為之時，將權柄給李斯，是他認為最穩妥的選擇。

再者，是對太子教育的囑託。扶蘇對自己的狀況有着清醒而悲觀的認識，他更加急切地希太子能夠儘快長起來。除了為太子安排儒法兼修的師傅外，他多次在病榻前，當著太子的面，對李斯說：“太子年，不識治國之艱險，朕若…若有不便，還丞相多多輔弼，如教導朕一般，教導於他。”這番話，幾乎是將太子和國家的未來，明確地託付給了李斯，其倚重之，溢於言表。

此外，甚至在皇室部事務上，扶蘇有時也會徵求李斯的看法。例如，為皇子擇師、公主的婚嫁意向等，他都會覺得“丞相見識深遠，慮事周全”，想聽聽他的意見。

面對皇帝愈發的倚重，李斯的心極為複雜。一方面，他激於扶蘇毫無保留的信任，這讓他能夠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推行他認為對帝國有利的政策，如繼續休養生息、穩步開發嶺南、規範與西域的貿易等。手中的權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和鞏固，許多過去可能需要反覆博弈才能推的事，現在往往能較為順暢地施行。

但另一方面，這種極致的倚重也帶來了巨大的力和風險。他深知自己已是位極人臣，權力甚至凌駕於虛弱的皇權之上，這本就是極為危險的境地。朝中並非沒有異樣的目和暗中的非議，只是懾於他的威和皇帝的絕對信任，暫時未曾表面化而已。他必須更加謹言慎行，事事力求公允，避免給人留下專權跋扈、架空皇帝的印象。

每一次代替皇帝做出決策，李斯都如履薄冰。他既要考慮政策的實際效果，又要揣扶蘇可能的態度，還要平衡朝中各方勢力的反應。他大量引用律法、經典和以往例來為自己的決策提供依據，使其顯得並非出自個人意志，而是基於制度和共識。同時，他堅持所有重大決策，哪怕扶蘇只是形式上看一眼，也必須呈報，絕不自專。他定期、主地向扶蘇詳細彙報政務理況，即使扶蘇可能聽不進去多，他也堅持這麼做，以維持君臣之間通的渠道和形式。

皇帝愈發倚重丞相李斯，這既是李斯個人權勢的頂峰，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為孤獨和危險的時刻。他就像一位技藝高超的走索者，在萬丈深淵之上，小心翼翼地平衡着手中的權柄與心的謹慎，推着帝國巨在船長病重的況下，繼續沿着他認定的航道前行。他所能依靠的，唯有自己的智慧、經驗，以及對那個病弱皇帝和這個他親手參與塑造的帝國的忠誠與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