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君書》的撰寫過程，對李斯而言，不啻為一場對畢生所學與數十載政治實踐的全面檢視與系統提煉。他彷彿一位技藝爐火純青的老匠人，伏案於燈火之下，將畢生積累的學識、謀略與悟，如同散落的珍珠一般，一一拾起，反覆斟酌，最終以心為線，串連一條系嚴謹、華璀璨的項鏈。

在《為君之道》卷中，他開宗明義，深剖析君主權力的本質與邊界。他強調，君主必須“獨持權衡”，牢牢掌握最高權柄，以防大權旁落；但同時，他更深刻地指出“權不可濫，威不可恃”，絕對的權力若缺乏智慧與德的引導，終將招致禍患。因此，君主必須備“納諫之明”以廣開言路，擁有“識人之智”以辨忠，懷“容人之量”以聚攏人心。他尤其結合長公子扶蘇仁厚而略顯剛毅不足的格特點，着重論述了仁德與威儀必須相輔相的道理，明確指出“過仁則懦，過威則暴”，唯有執中守衡，方能為一代明主。

在《臣之策》卷中，李斯以其歷三朝、長期位居中樞的富經驗，詳盡闡述了駕馭僚系的方略。他既秉持法家“因能授，循名責實”的核心原則，強調製度的嚴與考核的準，也融匯了儒家“尊賢使能”的思想，提出員選拔不僅需考察其才幹，更應注重其品守。尤為深刻的是，他以近乎自我剖析的勇氣，專門論述了如何防範權臣（其筆鋒所指，無疑包含了他自所的相位）、外戚、宦等勢力坐大專權的策略。其分析切中肯綮，目犀利徹，彷彿一位醫者，冷靜地解剖着帝國上可能滋生的毒瘤，其中蘊含的自我警醒之意，耐人尋味。

在《富國之方》與《民生之本》卷中，李斯系統梳理並反思了新政以來推行“與民休息”政策的效與不足。他充分肯定了輕徭薄賦、鼓勵墾對於恢復社會元氣的積極作用，但也清醒地看到，國家若想長治久安，必須建立穩固而可持續的財政基礎，不能長期“坐吃山空”。為此，他提出了發展營手工業以掌控關鍵資源、在重農之餘適度鼓勵商貿以流通財富、大規模興修水利以保障農業命脈等一系列建議，試圖在“藏富於國”以強公室，與“藏富於民”以固基之間，尋找到一個態而妙的平衡點。

《律法之基》一卷，則尤為清晰地反映了李斯晚年思想的演進。他不僅重申了以法治國、一斷於法的重要，更將論述的重點轉向了律法本應隨世變遷而調整的靈活，強調了“因時制宜”的必要，以及執法過程中“理法兼顧”的智慧。他寫道：“法者，水也，可載舟，亦可覆舟。善法導民向善，惡法驅民為。故立法者，不可不慎。” 這番論述，已超越了早期法家過於強調嚴刑峻法的刻板形象，出其對法律與社會治理關係更為圓融、更深沉次的思考。

不僅如此，李斯更將自親歷的與呂不韋集團周旋、同趙高勢力博弈的驚心魄之經驗教訓，凝練於《權變之機》卷；將對匈奴、百越等邊患問題的長期觀察與戰略思考，系統闡述於《邊患之慮》卷；甚至，他以一種超越個人生死的前瞻眼，對帝國未來可能出現的潛在危機進行了推演，並預先提出了應對之策，彙集《後之慮》卷，其深謀遠慮，可謂至矣。

這總計十卷的《諫君書，字字珠璣，實為李斯從荀子門下求學問道，到秦輔佐嬴政就帝業，乃至扶蘇繼位後繼續參贊樞機，這數十年風雲際會中所形的政見、智慧與謀略的華總匯。書中既保留了法家思想的冷峻理與強大執行力，也現了對儒家、道家等學派某些理念的包容與吸收，更閃耀着從極其富的政治實踐中淬鍊出的獨到見解與深遠見。當最後一卷竹簡刻畢，李斯緩緩擱下筆，着窗外漸明的天，心中百集，有完宏篇巨着的釋然，有將畢生心託付於未來的期，更有一難以名狀的、彷彿付出自己整個政治生命的悵惘與空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