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其苛暴，存其核”的大原則下，李斯主導的律法修訂，始終在嘗試探索一個更為複雜的境界——**在冰冷的“法理”與溫熱的“人”之間，尋求一種微妙的、服務於統治的“平衡”**。這並非易事，卻代表着法律思想的一種進步。

以往，《秦律》給人的印象是鐵板一塊，冷酷無，一切以法條為準繩，極考慮案件的境和當事人的特殊況。這種絕對化的“法治”，在戰爭年代和高統治下或許有效，但在追求社會穩定的和平時期，則容易顯得僵化，甚至製造新的矛盾。

此次修訂，李斯明確指示，在不損害法律威嚴和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適度引“理”的考量。這並非要回到儒家“屈法申”的老路，而是希法律在執行時，能更靈活和現實針對，從而更好地實現其維護秩序、教化百姓的最終目的。

修訂班子圍繞幾個典型案例進行了激烈辯論，試圖確立“**法理與人平衡**”的尺度：

**案例一：孝子竊糧救母。** 一貧寒士子，其母病重，無錢買葯購糧，急之下竊取鄰人粟米半斗，被發現後認罪態度良好。按舊律，盜竊無論數額，皆應施以重罰。

儒家學者主張：“此子雖律法，然其心出於孝道，有可原。若依律重懲，恐寒天下孝子之心，亦有違陛下仁政教化之本意。當輕判，或令其賠償了事。”

法家學者反駁：“盜竊即是盜竊，若因‘孝’便可輕縱，則人人皆可借口‘有可原’而犯法，國法威嚴何在？此例一開，後患無窮！”

經過反覆爭論，最終達的修訂意見是：盜竊罪立，必須依法懲，以維護法律嚴肅。但考慮到其機的特殊（為救母）、數額微小且認罪態度好，可在法定刑罰範圍，**酌**從輕罰，如改重刑為罰金加短期拘，並責令其賠償損失。同時，地方府應關注其家庭困難，酌給予救濟，現朝廷仁政。這樣，既扞衛了“法理”，也兼顧了“人”。

**案例二：老人過失毀。** 一耄耋老翁，行不便，不慎倒街邊貨攤，損壞價值輕微之貨。攤主不依不饒，要求依律嚴懲。

修訂意見：考慮到行為人年事已高，非主觀故意，且造的損失輕微，可不按故意毀壞財論。應以調解為主，責令老翁家屬予以賠償，並對老翁進行訓誡教育。這現了對年老者的恤，也避免了因微小糾紛而用嚴刑，激化社會矛盾。

通過這些案例的剖析和原則的確立，新的律法修訂草案中，開始出現一些諸如“**酌**”、“**視節**”、“**考量其機與後果**”等更彈的詞語。它們為執法者提供了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間，要求他們在嚴格依法辦事的同時，也要關注案件背後的“人世故”，努力實現**懲罰與教育、威懾與安相結合**的效果。

李斯深知，這種“平衡”極挑戰，對執法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存在着被濫用的風險。因此，在賦予靈活的同時，他也加強了監督條款和對吏濫用“酌權”的懲規定。他追求的，是一種**有原則的靈活**，一種**服務於更高統治智慧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