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減輕徭役賦稅相比，“赦免刑徒”一事，牽扯更廣，由更為複雜，引發的爭議也更為激烈。這直接及了秦帝國立國之本——嚴刑峻法的核心地帶。

詔書下達後，廷尉府（最高司法機構）和各地郡縣監獄，立刻為了風暴的中心。如何界定“非十惡不赦”、“有可原”？由誰來界定？標準如何把握？這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政治和人問題。

朝堂之上，爭議之聲再起。以廷尉姚賈（雖與李斯有舊，但在此事上持謹慎態度）為代表的部分員認為：“法者，國之權衡也。先帝製法，意在使民畏而不敢犯。今若寬宥過濫，恐失法度之威嚴，使刁民心存僥倖，日後更難治理。且刑徒之中，多有桀驁不馴之輩，驟然釋放，恐擾地方安寧。”

而李斯和支持新政的員則堅持：“法之目的，在於止懲惡，亦在於教化向善。連坐之法，往往使無辜者蒙冤；徭役之刑，亦多有無心之失或小過重罰者。陛下仁德，正糾此偏頗。赦免非為廢法，乃為更準地執法，使罰當其罪，釋放被誤拘之勞力，歸於田畝，亦符合與民休息之國策。”

雙方引經據典，爭論不休。扶蘇端坐龍椅，聽着雙方的辯論，眉頭鎖。他心傾向於赦免，但也擔心姚賈所言不無道理。

最終，李斯再次展現了他作為政治家的手腕和決斷力。他沒有強行下反對聲音，而是提出了一個折中且備作的方案：

“陛下，臣提議，立‘**刑徒複核案**’，由廷尉府、史大夫府及丞相府共同派員組，並邀請數位德高重、通律法的博士參與。制定明確的複核標準：

一、 **凡屬‘誣告’、‘證言不實’導致的連坐罪者，查實後立即釋放，並追究誣告者責任。**

二、 **因未能完徭役定額（非故意怠工）、或微小過失（如損壞公價值輕微）而被判刑者，予以赦免，或改罰金、勞役。**

三、 **因寒迫所迫，行竊盜等輕罪，且未傷人命者，視節予以減刑或赦免。**

四、 **明確‘十惡不赦’之範圍**，如謀反、叛國、殺人、大逆、巫蠱等重罪，絕不赦免，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