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于越事件，如同一記警鐘，讓李斯下定決心，必須親自、更深地介扶蘇的教育，尤其是在最核心的**法家思想**方面。他不能僅僅滿足於通過姚賈來間接傳授律法知識，而是要親自向扶蘇闡釋法家治國的底層邏輯和深遠考量，使其從本上理解並認同現行制度的必要與優越，從而備抵那些“迂腐之論”的能力。

他向始皇請示，以“總攬扶蘇學業，確保其明悉治國要義”為名，請求定期為扶蘇單獨講授“帝王之”與“法理要”。始皇對此表示支持，他也希扶蘇能更多理解自己的執政思路。

於是，在丞相府那間戒備森嚴的書房，李斯與扶蘇的單獨授課開始了。這不同於之前輕鬆的論政談道，而是更為系統、更為深刻的思想傳授。

李斯並未一上來就講解的律條，而是從**人論**和**歷史觀**這兩個法家思想的基石手。

“公子可知，治國為何需以法為本？”李斯開門見山，提出了一個本問題。他不等扶蘇回答，便自問自答：“蓋因**人好利而惡害**。凡人皆有自為之心，求利避害，此乃天，非仁義空談所能改變。父子兄弟之間，尚且計利而，何況君臣百姓？”

他引用《韓非子》的觀點，闡述了一個冷酷而現實的人圖景，與儒家“善論”形了尖銳對立。扶蘇初聽時，到有些不適，但仔細思量現實中的諸多現象，又覺得不無道理。

“既知人如此，”李斯繼續道，“則治國不能寄於道德自覺，必須依靠**明確、公正、且強有力的法律**。法者，編着之圖籍，設之於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使賢者不得逾法而立功，不肖者不敢違法而犯罪。此乃**去私曲就公法**之道，才是真正的大公無私！”

他將“法”提升到了實現社會公平（“公”）的至高地位，超越了儒家基於個人修養的“仁”。

接着，他闡述法家的**歷史進化觀**。

“淳于越之流，言必稱三代，以為古制萬能。此乃**守株待兔**之愚見！”李斯毫不客氣地批判，“時代在變，社會在變，治國之法豈能一不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周行分封，適合當時；然今天下為一，疆域萬里，非中央集權、法令一統，不足以駕馭！陛下與臣等創立新制，正是**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他強調，制度的優劣不在於是否“師古”，而在於是否適合當下的“世之事”。秦制正是適應了大一統時代需求的先進制度。

然後，他才結合的秦法實踐，講解其背後的法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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