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遷徙豪強，如同砍掉了六國故地可能滋生出反抗力量的“蛇頭”。然而，始皇和李斯都清楚，僅僅如此還不夠。數百年的分裂統治，在廣大民眾心中留下的地域觀念和對故國的懷念之，並非一朝一夕能夠消除。博浪沙的刺殺、坑儒事件中方士儒生的誹謗，都證明了“反心”並未除，只是轉了地下。

為了進一步弱化、乃至徹底剷除六國民的反秦意識，一套組合拳式的文化專制和思想錮政策，在李斯的主持下，被更加強力地推行開來。

首當其衝的，便是**絕私學，焚燒《詩》《書》**。李斯上書始皇，痛陳私學之弊：“今陛下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則主勢降乎上，黨與乎下。之便！”

他明確提出：“臣請史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這道奏疏，得到了正於對知識分子極度不信任狀態下的始皇的全力支持。詔令頒下，一場文化浩劫席捲帝國。各郡縣吏帶着兵卒，挨家挨戶搜查，將搜出的儒家經典、諸子百家着作，以及六國史書，堆放在廣場上，付之一炬！衝天的火和濃煙，在許多城市上空瀰漫多日，無數先賢智慧的結晶，化為灰燼。敢於私下討論《詩》《書》者，被以極刑；以古非今者，更是要株連家族。

與此同時，**“以吏為師”** 的政策被嚴格執行。所有的教育權力收歸方，只有府設立的“學室”才有資格傳授知識，而傳授的容，僅限於秦國的法律、法令以及李斯等人編纂的《倉頡篇》等識字課本。學習的唯一目的，就是培養悉秦法、忠於皇帝的吏。百家爭鳴的思想盛況，被徹底扼殺。

在推行這些高政策的同時，帝國也在不餘力地**宣揚秦的正統和皇帝的至高功業**。各地刻石頌德的活更加頻繁，容無一不是強調皇帝“功蓋五帝，澤及牛馬”，宣揚“械一量，同書文字”的功績，警告“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強暴姿”的下場。方輿論試圖用這種鋪天蓋地的宣傳，來覆蓋和取代民眾對故國的記憶。

然而，高之下，反抗往往以更蔽的形式存在。在舊楚地，有人將楚辭刻在竹簡側，外面再覆蓋一層無關的文字；在舊齊地，有儒生冒着殺頭的危險，將經典口耳相傳；在民間，祭祀故國神靈、傳唱故國歌謠的現象，雖然轉地下，卻並未絕跡。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李斯並非不懂這個道理。但他認為，在帝國初建、人心未附的特殊時期，必須用雷霆手段來確立新的意識形態權威。他相信，只要經過一兩代人的時間，在新的教育系和輿論環境下長起來的人，自然會逐漸淡忘故國，認同大秦。

但他或許低估了文化傳統的韌和民眾心的真實。焚燒書籍能毀滅質的載，卻難以徹底焚毀深植於人心的記憶與認同。“以吏為師”能培養出合格的吏，卻無法培養出真正的思想認同。那些被強制遷徙到關中的豪強，那些在鄉野間默默堅守的民，他們的仇恨與懷念，如同地下的暗火，在嚴酷的冰層下默默燃燒，等待着某個時機，或許就會再次發出來。

弱化反心的政策，在表面上取得了功，帝國似乎更加“整齊劃一”。但在這統一的表象之下，神的裂痕並未彌合，反而在某些方面變得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