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常理而言，於上升期的大唐王朝，從皇帝到大臣，都不應該有太多“變革”的心思，尤其是國之本——軍制。

“府兵制”，利弊皆有，很難說是好是壞。

在沒有找到更加合適的“軍制”前，不擅，才是要。

可是，馮寶提出的“擴編水師”策略，以及奏請設立“羽林右衛”，都超出了“府兵制”範圍。

一般而言，大唐朝廷上下，要麼是反對，要麼是贊同，又或者模稜兩可。

只是這一次，朝廷上下的反應，非常出乎謝岩與馮寶二人預料。

“府兵制”弊端，有識之士早已心知肚明，唯牽扯太大，無人言說矣；“火藥”橫空出世，在“百濟”、“新羅”大放異彩，更令諸多朝臣意識到，朝廷再養那麼多軍隊，好像完全沒有必要了。

此外，軍隊的作用除了保家衛國外，通過征伐異己，獲得土地與利益，才是更加重要的事，此等想法，是大唐君臣們的共識。

“高句麗”，在大唐軍隊南北夾擊之下，估計很難持久，待此戰結束，大唐萬里疆域周邊，除了一個“吐蕃”，再無敵人，依靠戰爭，已不可能獲得巨大利益，相反，那些窮鄉僻壤，大唐王朝還需要投錢財維護統治，本就是一件划不來的事。

但是，“水師”出遠海一趟，獲巨利，人所皆知。

在沒有特別的況下，資源向能夠獲得利益的方向傾斜，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是一樣。

因此，無論“擴編水師”，還是“羽林右衛”一事，反對者並不多，真正鋒激烈的地方，卻是對於“碼頭”、“基地”和“水運司”等所有權歸屬的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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