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回到東宮，力更大。北方戰事一起，朝廷重心轉移，資源傾斜，調查“丙午之變”和尋找解藥的難度倍增。對手選擇這個時機，或許正是看準了這一點。

顧青與王安道的研究進了瓶頸。實驗有效，但人況複雜，尤其是朱棣中毒已深，極度虛弱，不敢輕易施用猛葯。朱棣的狀況時好時壞，全靠珍稀藥材吊著一口氣。

劉伯溫提醒我：“殿下，北元寇邊，朝中或有宵小藉機生事，彈劾殿下因私廢公，或質疑殿下應對北疆之策。需早做準備。”

果然，次日便有史風聞奏事，言語間暗指我因燕王病，憂懼過度，可能影響對北方軍務的判斷。雖被父皇了下去，但流言已起。

我深知，此刻絕不能自陣腳。一方面，我更加勤勉地理政務，對北方軍報及時回應，提出建設意見，展現儲君擔當；另一方面，我讓驤的調查轉更深的地下，重點追查兩條線：一是靖江王府與京城“千金台”等產業的資金、人員往來；二是那名自殺花匠的完整份與社會關係，尋找他可能的上線或同夥。

（合）

就在朝堂上下目聚焦北方之時，驤帶來了一個關鍵突破。通過對花匠的仔細搜查，發現他的一件舊衫襯裡，用極細的針腳綉着一個模糊的標記——那是一個變的“明”字，但寫法古怪，更像是某種徽記的局部。

與此同時，對“千金台”賬目的秘審計發現，有幾筆不明來源的巨款，最終流向了一個設在揚州、名為“四海貨棧”的商號。而這家貨棧，表面上經營綢瓷，暗地裡卻與沿海幾家有走私嫌疑的海商過從甚，其貨來源，約指向……日本！

日本？並非西域或泰西！這個意外的方向讓我和劉伯溫都到震驚。聯想到那個古怪的“明”字標記，一個幾乎被忘的名字浮現在腦海——方國珍！元末割據浙東的梟雄，其勢力曾與日本倭寇有所勾結，後雖投降朱元璋，但其殘餘部眾並未完全肅清！

難道，策劃這一切的，是方國珍的舊部，聯合了日本方面的勢力，利用靖江王府的舊怨網絡作為掩護，意圖在“丙午”之年掀起風浪？

思路似乎豁然開朗，但證據鏈仍不完整。就在我準備下令重點調查“四海貨棧”及方國珍舊部時，朱棡慌慌張張地跑來，帶來了一個關於朱棣病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皇兄！四弟他……他剛才清醒了片刻，拉着臣弟的手，斷斷續續說了三個字……‘火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