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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幕:從帶老朱看南京大屠殺開始_第474章 這等朝廷,不反如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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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清宮西暖閣的窗欞進蒼白的天,康熙皇帝玄燁枯坐了一夜,面前的茶早已涼幕上的文字,如同最鋒利的解剖刀,將他引以為傲的、同時也是心深憂的“康乾盛世”的底層邏輯,一層層剝開,曝晒在“萬朝”冰冷的目下。

這一次,沒有的屠殺慘狀,沒有真假太子的幽靈,而是更宏大、更本的對比:東西方在同一個歷史節點(1644年)的不同走向,以及他大清關後一系列國策,在文明演進坐標軸上的定位。

“崇禎十七年……1644年4月25日……英國戰……馬斯頓荒原……查理一世被死……” 康熙低聲念着這些陌生的年代、地名和人名。儘管他對遙遠的歐羅並非一無所知,南懷仁等傳教士帶來過一些消息,但天幕將東西方兩個重大事件如此確地並列,並賦予“劇變”和“變革”的定,仍然讓他到一種被置於某種宏大天平上稱量的不適。

尤其當看到“明末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蘇州吳江施復夫婦……幾十張織綢機……雇傭百工人”、“市上兩岸綢牙行,約有千百餘家……四方商賈蜂攢蟻集”這些描述時,康熙的眉頭皺起。幕描繪的那幅江南市鎮工商業繁榮、雇傭關係普遍、商品易活躍的圖景,他並不全然陌生。奏報中也有“蘇松財賦半天下”之說,江南的、綢、棉布、瓷遠銷海外,帶來巨大稅收。然而,在天幕的敘述中,這種繁榮被明確指向“資本主義萌芽”,並暗示其有導向一種全新社會形態的潛力。這讓他到不安。

更令他如坐針氈的,是隨其後的、關於明末思想變革的描述。李贄這個名字,康熙知道,是被本朝定為“狂禪”、“異端”、“敢倡道,世誣民”的典型,其着作早被查。但天幕卻將李贄的思想逐條列出:“抨擊程朱理學”、“提倡功利主義”、“揭示重農抑商不合理”、“小政府理念”、“君王和政府應該是服務的”、“人人自私,自願換”、“提倡人人平等、婚姻自由、男平權、思想自由”……每一條,都像一記重鎚,敲在康熙以“程朱理學”為方意識形態、以“重農抑商”為基本國策、以“君權神授、綱常倫理”為統治基石的心上。

尤其看到“對西方國家的政治系奠基起到重要作用的約翰·克是在李贄死後三十年才出生”這一句時,康熙的瞳孔驟然收。一種難以言喻的複雜緒湧上心頭。是震驚?李贄的思想竟能與歐羅啟蒙思想家相提並論?是惱怒?如此“異端邪說”竟被天幕拿來與西方進步並論,含褒揚?還是……一連他自己都不願深究的、對可能被錯失的某種歷史路徑的茫然?

但這種緒,迅速被接下來天幕對大清政策的描述所點燃的怒火和辯護本能所覆蓋。

“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

康熙的臉沉下來。這些是國初舊制,他親政後已逐步調整緩和。圈地早在康熙八年就已下詔停止,投充弊政亦多次申飭,逃人法雖仍嚴峻,但較之順治朝已寬鬆不。然而天幕卻將這三者與之前的“資本主義萌芽”、“思想解放”直接對立,描述為“這一切都隨風而逝了”,是“歷史的倒退”。並將“大明農民是自由佃農”與“大清農民是農奴”尖銳對比。

“荒謬!”康熙從牙出兩個字。他盯着幕上對圈地慘狀的描述:“妻孥丑者攜去,留者不敢攜”、“人民背井離鄉……僵仆路旁”,以及引用他自供的“旗下仆婢,往往輕生……家主責治過嚴”。這些是事實,他無法否認清初確有諸多暴行和弊政。但天幕完全無視當時的特殊勢——數十萬滿人亟需安置,朝廷財政拮据,中原未定——也完全無視他親政後糾偏的努力,更將個別旗人惡行上升為整個國策的“奴役”本質,這讓他到極大的不公和憤慨。

“主子對自己再狠,也不能生氣,更不能反抗,得笑臉對待……雷霆雨都是天恩……這就是大清的‘奴才思維’……”

看到這幾行字,康熙的臉頰劇烈了幾下。這話說得如此刻骨,如此誅心,將一種他或許知、卻絕不願承認的統治心態,赤地揭出來。鼓勵忠順,提倡服從,這本是任何王朝穩固統治的必然要求,何以到了大清,就了“奴才思維”?難道前朝就不要求臣民忠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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