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展現出另一番與前次的香艷娛樂大相徑庭的景象。但見此番呈現的並非帝王將相的宏圖霸業，亦非才子佳人的風花雪月，而是深深植於華夏大地民間土壤，與尋常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本土信仰與力量——道教。其畫面從田間地頭農夫祈求風調雨順的簡單祭拜，到深山道觀中道士畫符誦咒的莊嚴法事，再到歷史上一次次席捲天下的道門起義風雲，最後至近代民族存亡關頭道士們的而出，為萬朝古人展開了一幅波瀾壯闊、充滿煙火氣與的“道門風雲畫卷”。

天幕首先細緻地展現了道教如何深刻地嵌古代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為他們神寄託與生活指南的方方面面。清晨，一位宋代農夫出門耕作前，會習慣地翻看一本名為“黃曆”（或稱“通書”）的小冊子，其上清晰標註着今日是否宜“土”、“開市”、“嫁娶”，或忌“出行”、“移徙”、“安葬”。這本黃曆，便是道教擇吉數與干支曆法結合後，下沉至民間的典型產。

一位明代書生在赴京趕考前，其母親會特意去往道觀，求取一道“文昌符”，希冀文昌帝君保佑兒子金榜題名；而同一時刻，一位商賈則在家中財神位前虔誠上香，祈求趙公明或關公能助其生意興隆。家中若有孩夜啼不止，老人會書寫“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的符咒於路口；若有人久病不愈，家屬則會延請道士畫符水為其治病驅邪。這些場景，無一不瀰漫著濃厚的道教彩。

更有甚者，百姓建房需看風水，以定朝向、擇吉日，避免沖犯“太歲”；婚配需合八字，看男雙方命理是否相生相剋；喪葬需尋龍點，以求祖先安息、福澤後代。天幕旁白點明：“道教之於古代中國百姓，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人，無不在，須臾難離。它提供了應對未知風險的心理藉，解釋禍福吉凶的認知框架，乃至組織社區生活的規則。此即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之境地。”

這番景象，讓萬朝時空中的許多平民百姓看得頻頻點頭，深有共鳴，彷彿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真實寫照。一位漢代老農喃喃道：“原來俺們年年祭拜的灶王爺、土地公，也都是道門裡的神仙啊！” 一位唐代婦人則對旁的姐妹說：“怪不得總要去觀里燒香，求個心安呢！”

然而，道教絕非僅僅是一種溫和的民間信仰。天幕鏡頭陡然一轉，切其作為“國教”的至高地位與深刻政治影響。畫面中，李唐皇室為神化自統治，攀附老子（李耳）為始祖，尊封其為“太上玄元皇帝”，下令天下諸州普遍建立玄元皇帝廟，並將《道德經》列為科舉考試科目，道教實質上被推上了“國教”的尊位。唐玄宗李隆基更是親自註解《道德經》，並令士庶家均須藏有一本，其狂熱程度可見一斑。

宋真宗趙恆為掩飾“澶淵之盟”的屈辱，虛構出一位趙姓祖先——道教神人“趙玄朗”，並上演了“天書下降”的神劇，在全國大興土木建造宮觀，掀起了崇道高。明祖朱棣自詡得真武大帝顯靈相助，才得以在“靖難之役”中獲勝，故在位期間不惜耗費巨資大修武當山宮觀群，使其為“皇室家廟”，道教在明初的聲勢達到頂峰。

天幕清晰地揭示，歷代帝王推崇道教，一方面是看中其“清靜無為”、“助風化、正人心”的教義有利於維護統治秩序；另一方面，則是企圖利用道教神秘的符籙、齋醮儀式來為自己求長生、保國祚，甚至為其統治的“合法”披上“君權神授”的外。

這種“國教”地位，使得道教與上層政治權力捆綁，了諸多特權。但天幕也毫不客氣地指出，這種親關係同樣蘊藏着巨大風險。一旦帝王沉溺於煉丹求仙（如明世宗嘉靖皇帝），或道士過度干政（如宋徽宗寵信林靈素），便可能朝綱紊，國政懈怠，反其害。

更令萬朝帝王——尤其是那些自詡“天命所歸”的統治者們——到脊背發涼的，是天幕接下來揭示的道教極顛覆的另一面：其強大的組織員能力與“造反”傳統。天幕回顧了東漢末年，張角創立“太平道”，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為口號，利用符水治病等方式吸引信眾，最終發了震撼天下的黃巾大起義，雖最終失敗，卻沉重搖了東漢王朝的基。

幾乎同時，張陵、張魯祖孫在漢中地區創立“五斗米道”（後稱天師道），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割據政權，統治近三十年，其組織架構（設二十四治，以祭酒管理）展現了驚人的社會員與治理能力。東晉末年，孫恩、盧循再次利用天師道組織，發了大規模起義，沉重打擊了東晉門閥士族的統治。

天幕深剖析了道教易於滋生“造反”的基因：其一，其教團組織往往結構嚴，層級分明（如天師道的“治”、“祭酒”制度），備高效的員與執行力；其二，其教義中蘊含的“平均”、“平等”思想（如《太平經》中的某些主張），以及對“末世劫變”、“新天新地”的預言，極易被引申為批判現實、鼓變革的理論武；其三，道教與民間信仰、秘社會結合，深深紮於底層，一旦社會矛盾激化，便能迅速點燃反抗的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