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炎興元年（公元263年）冬，都城的城門緩緩打開，後主劉禪着降服，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出降。當鄧艾的軍隊接管這座經營四十三年的都城時，城中百姓或閉門垂淚，或冷眼旁觀，或奔走相告——不同的反應背後，是蜀漢民面對“改朝換代”的複雜心態。從士大夫的“仕魏”與“退”，到普通百姓的“順從”與“懷念”，再到舊臣的“復國”與“妥協”，蜀漢滅亡後的數十年間，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在新政權的統治下，經歷了一場關於“故國記憶”的消解與重塑。

政權的更迭從來不是終點，而是新秩序建立的起點。西晉如何治理益州、蜀漢民如何適應新份、“興復漢室”的餘響如何逐漸消散，這些問題不僅關乎一個時代的落幕，更揭示了“大一統”進程中，地方認同與中央權威的互邏輯。本章將通過蜀漢民的命運抉擇，探討“故國記憶”如何在現實利益與新政權的治理策略中被逐漸消解，以及這一過程對西晉鞏固統治的深遠影響。

一、士大夫的“雙向選擇”：從“忠義”到“仕魏”的份轉換

蜀漢滅亡後，士大夫群面臨最直接的選擇：是堅守“忠漢”氣節，還是接新政權的徵召？這一選擇背後，既有對“故國”的牽絆，也有對家族利益的現實考量，最終形“仕魏”為主、“退”為輔的格局，而這種格局的形，與西晉的“懷政策”切相關。

以譙周、郤正為代表的益州本土士大夫，幾乎毫無懸念地選擇了“仕魏”。譙周因“勸降有功”，被司馬昭封為“城亭侯”，其家族子弟多人被授予職；郤正作為劉禪的侍中，在投降過程中“典喪禮，相導威儀”，因“盡忠勤勉”被西晉任命為西太守。這些士大夫的“仕魏”，既是對自利益的維護（避免家族因“抗拒新朝”而遭打），也是對益州本土勢力與新政權達“和解”的確認——他們以“合作”換取了家族地位的延續。

外來集團後裔的選擇則更為複雜。諸葛亮之子諸葛瞻戰死綿竹，其子諸葛京（諸葛亮之孫）在蜀漢滅亡後，被遷徙至河東郡，後在西晉歷任郿縣令、江州刺史。他的“仕晉”並非主選擇，而是新政權“示恩”的結果——司馬昭為彰顯“寬仁”，特意下詔“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其孫京宜隨才敘用”，通過優待“忠烈之後”，消解士大夫的抵緒。

部分士大夫選擇“退”以全氣節。西人譙秀（譙周之侄）“清介，不當世”，西晉多次徵召其為，均以“老病”推辭，終居不仕；蜀郡人王崇（王商之子）曾為蜀漢尚書郎，晉後“稱疾不起”，閉門着述，其《蜀書》雖已失傳，但據《華國志》記載，書中多“追述蜀漢興衰”，暗含故國之思。這些“退者”的數量雖，卻為“忠義”的象徵，在民間保留了“故國記憶”的火種。

西晉對士大夫的“雙向選擇”採取了“包容”態度。對於“仕魏”者，不僅保留其爵，還通過“九品中正制”讓益州士族進中央場（如陳壽任着作郎，編撰《三國志》）；對於“退者”，則“不強迫、不打”，默許其保持“不合作”姿態。這種政策的核心是“分化士大夫群”——通過拉攏多數、容忍數，消除士大夫對新政權的集抵抗，同時利用其社會影響力，引導百姓接西晉統治。

士大夫的“仕魏”為主流，標誌着蜀漢的“神核心”已瓦解。當曾經宣揚“興復漢室”的士人紛紛進新政權為，“忠漢”的氣節便從“普遍準則”降為“個人選擇”，“故國記憶”失去了最影響力的傳播者，其消解為必然。

二、舊臣的“復國幻夢”與“現實妥協”：姜維的末路與羅憲的堅守

在蜀漢舊臣中，有一批人不願接“亡國”的現實，試圖通過“復國”重拾舊業。其中，姜維的“復國計劃”最為悲壯，而羅憲的“堅守永安”則展現了另一種複雜的忠誠——他們的努力與結局，揭示了“故國記憶”在現實面前的脆弱。

姜維在蜀漢滅亡後，並未放棄“興復漢室”的信念。他利用鍾會與鄧艾的矛盾，假意投靠鍾會，暗中策反其部眾，試圖借鍾會之手誅殺鄧艾及魏軍將領，再“廢會立漢主”。為達目的，姜維甚至給劉禪寫信：“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三國志·姜維傳》注引《華國志》）這種近乎瘋狂的計劃，反映了他對“故國”的偏執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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