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姜維時期，這一戰略異化為“為北伐而北伐”的路徑依賴。姜維作為降將，急於通過北伐證明忠誠，卻忽視了蜀漢國力的實際承載力。他的“九伐中原”，多在“糧不繼、兵不足”的況下強行發，如延熙十九年（256年）段谷之戰，蜀軍因“糧道被斷”慘敗，“士卒星散，死者甚眾”，連蜀漢部都批評其“玩眾黷旅，明斷不周”（《三國志·蜀書·姜維傳》）。

更致命的是，後期的北伐完全偏離了“以攻代守”的初衷。諸葛亮時期的北伐，注重“穩紮穩打”（如先奪祁山、再圖關中），且與“南中治理”“政整頓”同步推進；姜維的北伐則變“孤軍突進”，既不鞏固佔領區，也不考慮後勤，甚至在朝廷反對時“率部出沓中”，導致漢中防線空虛——這直接給了鍾會、鄧艾“乘虛而”的機會。

戰略決策的僵化，本質是“經驗主義”對現實的背離。當曹魏已通過“高平陵之變”完權力接、國力持續上升時，蜀漢仍執着於“北伐神話”，最終被戰略慣拖深淵。

四、人才系的自我封閉：“荊州派壟斷”與“本土人才凋零”

蜀漢的人才困境，從“五虎上將”到後期“廖化作先鋒”的演變中可見一斑。劉備時期，雖以荊州派為核心，但仍能吸納益州人才（如黃權、李嚴）、降將（如馬超、黃忠），形“多元互補”的人才結構。諸葛亮執政初期，也注重“舉賢任能”，提拔了張裔（益州人）、楊洪（益州人）等本土員，甚至為培養接班人，安排蔣琬（荊州）、費禕（荊州）與董允（益州）“共錄尚書事”，試圖平衡派系。

但到了蔣琬、費禕之後，人才系徹底封閉。荊州派後代（如諸葛瞻、董厥）憑藉“父輩蔭庇”壟斷高位，他們“生於安樂，不諳軍事”，卻對益州本土人才（如羅憲、霍弋）打。據《華國志》記載，益州士族子弟“三十不仕”為常態，即便進場，也多被安排“冗散之職”，難以參與核心決策。

這種封閉，導致蜀漢後期“人才斷層”：軍事上，能獨當一面的僅剩姜維（降將）；行政上，缺乏像諸葛亮那樣“總攬全局”的重臣；外上，連出使東吳的使者都找不到合適人選。當鍾會大軍境時，蜀漢朝廷竟“無將可派”，只能讓諸葛瞻（缺乏實戰經驗）率軍迎敵，最終在綿竹慘敗——人才凋零，讓蜀漢失去了最後的抵抗能力。

五、意識形態的失效：“漢統敘事”與現實民生的割裂

劉備稱帝時，以“中山靖王之後”的份宣稱“承續漢祚”，這在東漢末年“人心思漢”的背景下，確實能凝聚部分人心。諸葛亮在《出師表》中高呼“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將北伐與“漢統延續”綁定，進一步強化了這一意識形態的號召力。

但到了蜀漢後期，“漢統敘事”已嚴重離現實。從時間上看，曹魏代漢已近三十年（220—263年），新一代百姓對“漢朝”的記憶模糊，“興復漢室”對他們而言，遠不如“減輕賦稅”“安穩度日”重要。從實效上看，蜀漢的“漢統”並未帶來民生改善——如前所述，賦稅沉重、徭役繁重，反而讓百姓“思魏之治”。據《三國志·魏書·鄧艾傳》，鄧艾蜀後發現“蜀民苦其役調，多有降意”，可見意識形態的號召力已讓位於現實利益的考量。

更諷刺的是，蜀漢後期的“漢統敘事”變得僵化而排外。當東吳提議“兩國結盟，共抗曹魏”時，蜀漢大臣以“吳非漢統，不可平起平坐”為由拒絕；當益州士族建議“與魏議和，休養生息”時，被斥為“背叛漢祚”。這種“為漢統而漢統”的偏執，讓蜀漢失去了外空間，也失去了部改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