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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蜀國滅亡的根本原因_第44章 文化認同的消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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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失”始於對北伐的質疑。諸葛亮時期,譙周、張裔等益州學者雖對北伐有不同意見,卻仍認同“興復漢室”的目標;姜維時期的北伐“屢敗屢戰”,讓知識分子的質疑變。譙周撰寫《仇國論》,借“因余之國”(蜀漢)與“肇建之國”(曹魏)的對話,批判“小攻大,兵疲民勞”,暗示北伐的非正義;郤正雖侍奉劉禪,卻在《釋譏》中嘆“時移世變,非人力所能挽回”,流出對現實的無奈。這些言論在士林中廣泛傳播,搖了“北伐正義”的信念。

對“荊襄集團壟斷”的不滿,推知識分子轉向。蜀漢的學資源(太學、藏書)被荊襄學者壟斷,益州知識分子難以獲得發展機會。陳壽年輕時“勤學,師事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卻因“非荊襄籍”而長期不得升遷;李(《陳表》作者)“以文學顯”,卻“仕蜀不過郎”。這種制讓益州知識分子意識到:蜀漢並非“天下士人的樂園”,而是荊襄集團的“私人領地”。他們對蜀漢的認同,逐漸讓位於對自利益的考量。

曹魏的“招政策”,加速了認同轉移。司馬昭掌權後,針對益州知識分子推行“招降納叛”政策:“蜀士來降者,量才錄用,不咎既往”。許多益州學者通過“通使、書信”與曹魏士人往來,如譙周與陳群(曹魏司空)有書信流,討論“經學大義”;張翼之子張微“私,見司馬昭,論蜀魏形勢”。這些流讓他們意識到,曹魏並非“篡漢逆賊”,而是“能容納士人的政權”。景耀五年(公元262年),甚至有“蜀地學者二十餘人,私往求學”,認同轉移已悄然發生。

知識分子的“沉默”或“支持投降”,是認同轉移的最終表現。綿竹之戰後,都城的知識分子大多保持沉默,無人像劉諶那樣“哭諫”;當譙周提出降議時,也無學者公開反對。陳壽在《三國志·蜀書》中,雖未直接否定蜀漢,卻將其與曹魏、東吳並列,承認其“割據”質,這種書寫本就是認同轉移的結果。知識分子的轉向,意味着“正統敘事”失去了最後的“吹鼓手”,政權的神支柱徹底崩塌。

四、民間信仰的變遷:從“漢家神社”到“地方崇拜”

文化認同不僅現在英階層的思想中,更現在民間的信仰與習俗里。蜀漢初期,民間祭祀仍以“漢家神社”(如漢高祖、漢武帝廟)為主,象徵對“漢室”的延續認同;到後期,民間信仰逐漸轉向“地方崇拜”(如蜀王杜宇、李冰、諸葛亮),這種變遷反映了民眾從“認同漢室”到“認同蜀地”的轉變,是文化認同消解的最底層表現。

“漢家神社”的衰落,始於祭祀規格的降低。劉備時期,都、漢中皆設“漢高祖廟”,由府主持祭祀;諸葛亮時期,因北伐需要,減“漢家神社”的祭祀開支,轉而祭祀“戰神”(如關羽、張飛);到劉禪時期,“漢家神社”的祭祀幾乎停止,“歲時祭禮,皆由民間自發,府不問”(《華國志·禮俗志》)。這種方支持的撤離,讓“漢家神社”失去了象徵意義,民間對“漢室”的記憶日益模糊。

“地方神只”的興起,填補了信仰空白。蜀王杜宇(傳說中的“帝”)、都江堰治水功臣李冰,本是益州本土的歷史人,蜀漢後期被民間尊為“守護神”,祭祀規模遠超“漢家神社”。都平原的百姓“春祭李冰,秋祭杜宇”,祈求“風調雨順,遠離兵災”,這些祭祀與“漢室”無關,只關乎蜀地的安寧。甚至諸葛亮也被納地方崇拜——都百姓在武侯祠祭祀他,並非因為他“興復漢室”,而是因為他“治蜀有功”,這種“去政治化”的崇拜,反映了民眾對“實用主義”的選擇。

“巫鬼信仰”的復興,削弱了“正統”的神控制。益州本土的“巫鬼信仰”(如占卜、祭祀鬼神)在劉備、諸葛亮時期曾被制,到蜀漢後期因“政令鬆弛”而復興。民間通過“巫祝”占卜國運,多得到“漢祚已盡,蜀地將易主”的讖語,這些讖語雖荒誕,卻反映了民眾對蜀漢的失。《三國志·後主傳》注引《蜀記》記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都城“巫者沿街呼‘魏師至,蜀當亡’,百姓竟相信之”,民間信仰已搖政權的力量。

民間信仰的變遷,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蜀漢政權未能將“漢室正統”的認同植民眾的日常生活,民眾最終認同的是“蜀地”而非“漢室”。當曹魏伐蜀時,百姓“不憂漢亡,只憂兵災”,這種態度背後,是“地方認同”對“正統認同”的完全替代。文化認同的消解,讓蜀漢在軍事失敗後,連最基本的“民心抵抗”都無法組織,滅亡為順理章之事。

結語:神紐帶斷裂的必然結局

蜀漢的滅亡,不僅是軍事、政治、經濟的失敗,更是文化認同的崩塌。“漢室正統”的敘事因地理局限與時間流逝而稀釋,“荊襄文化”的排他加劇了與益州本土的隔閡,知識分子的轉向走了敘事的傳播者,民間信仰的變遷則反映了底層認同的轉移。當這些因素織在一起,蜀漢的神紐帶徹底斷裂,政權失去了存在的合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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