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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三省資治通鑒通讀本_第17章 漢紀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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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辛丑年(公元前140年)開始,到丁未年(公元前134年)結束,共七年。

??荀悅說:為避諱“徹”字,稱其為“通”。孝武皇帝是景帝的中子。(胡三省註:應劭說:據《禮·謚法》,威強睿德稱為武 )

??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

??自古以來帝王沒有年號,年號從這時候開始出現。(胡三省註:貢父說:《封禪書》記載:“此後三年,有關部門進言:‘年號應該據上天的祥瑞來命名,不應該用數字依次推算。’”這裡所說的“此後三年”,大概是從元狩六年到元鼎三年。然而元鼎四年才得到寶鼎,又不可能在三年前就以此命名。由此說來,元鼎以前的年號,都是有關部門後來追加命名的;實際上年號是從元鼎開始使用的,所以到元封改元時才開始有詔書明確記載 )

??1. 冬季,十月,皇帝下詔,要求舉薦賢良方正、能直言進諫的人,皇帝親自出題策問古今治理國家的方法,參加對策的有一百多人。廣川人董仲舒回答說:“道,是通向治理國家正確道路的途徑,仁、義、禮、樂,都是實現道的工。所以古代聖王去世後,他們的子孫能夠長久地統治國家,使國家安寧數百年,這都是禮義教化的功勞。君主沒有不希國家安定長存的,但政治混、國家危急的況卻很多;這是因為任用的人不合適,所遵循的道路不正確,所以國家的政治才日益衰敗。周朝的治國之道在幽王、厲王時期衰落,並不是道本不存在了,而是幽王、厲王不遵循它。到了宣王時期,他追思先王的德政,振興衰微的局面,彌補弊端,彰顯文王、武王的功業,周朝的治國之道又煥發出生機,這是宣王日夜不懈努力、推行善政的結果。

??孔子說:‘人能夠弘揚道,而不是道來弘揚人。’(胡三省註:師古說:這是《論語》中記載的孔子的話。意思是明智的人能夠踐行道;如果心沒有踐行道的品質,道也無法對其產生影響 )所以國家的治興衰取決於君主自,並非上天降下的命運無法改變;如果君主的行為荒謬,就會失去治國的本。作為君主,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從而端正朝廷;端正朝廷,進而端正百;端正百,才能端正百姓;端正百姓,最終端正四方。四方端正了,遠近的人就沒有誰敢不遵循正道,也就不會有邪氣來干擾,這樣就能調和,風雨按時來臨,萬和諧共生,百姓安居樂業,各種福運和祥瑞都會到來,王道也就實現了!

??孔子說:‘凰不飛來,黃河不出圖,我的理想恐怕無法實現了!’(胡三省註:這是《論語》中記載的孔子的話。孔子是在為自己空有能使凰、河圖出現的德行,卻因份卑微而無法實現理想而嘆。師古說:凰、河圖,都是王者出現的祥瑞;孔子自嘆有德卻無位,所以這些祥瑞不會出現 )如今陛下貴為天子,擁有四海,於能夠實現理想的地位,掌握着實現理想的權勢,又備實現理想的才能;您行為高尚、恩澤深厚,智慧英明、心意好,護百姓、尊重賢士,可以說是一位有道義的君主。然而天地沒有相應的祥瑞出現,好的徵兆也沒有到來,這是為什麼呢?都是因為沒有確立禮義教化,百姓的行為沒有得到端正。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流一樣,如果不用禮義教化來加以引導和防範,就無法阻止。古代的聖王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當他們治理天下時,沒有不把推行禮義教化當作首要任務的。他們在國都設立太學來教育士人,在地方上設立庠序來教化百姓(胡三省註:《學記》說:古代的教育制度,家中有塾,一黨之中有庠,一遂之中有序,國都設有太學 ),用仁來熏陶百姓,用義來砥礪百姓,用禮來約束百姓。所以那時刑罰很輕,卻沒有人令,這是因為禮義教化推行得好,社會風俗優良。聖明的君主在繼承世之後,會清除世的弊端,將其徹底去除,重新推行禮義教化並加以尊崇;禮義教化明確了,良好的社會風俗形了,子孫後代遵循這些,即使經過五六百年也不會衰敗。秦朝廢棄了古代聖王的治國之道,採用苟且的治理方式,所以只存在了十四年就滅亡了(胡三省註:從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始計算,到秦朝滅亡共十四年 )。秦朝留下來的惡劣影響至今還沒有消除,使得社會風俗淺薄惡劣,百姓愚昧頑劣,抵冒犯、對抗朝廷的況非常嚴重。我私下打個比方:琴瑟的聲音不協調,嚴重時就必須把弦解下來重新調整,才能彈奏;治理國家如果政令無法推行,嚴重時就必須改變策略、進行變革,才能治理好。所以漢朝建立以來,常常想要治理好國家,到現在卻還沒有實現,就是因為在應該變革的時候沒有進行變革。

??我聽說聖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胡三省註:從這裡開始是第二策 ),在人年時就通過學習培養他們,年後據才能授予職。用爵位和俸祿來培養他們的品德,用刑罰來威懾他們的惡行,所以百姓明白禮義,以犯君主為恥。周武王施行大義,平定了殘暴的商紂王,周公製作禮樂來修飾太平;到了王、康王時期,社會極其興盛,監獄里連續四十多年沒有犯人。(胡三省註:《爾雅》劉熙《釋名》說:囹,是統領的意思;圄,是防的意思;就是統領、拘囚徒的地方。《禮記正義》記載:崇問道:“監獄,周朝圜土,商朝羑里,夏朝均台;囹圄,是哪個朝代的監獄呢?”焦氏回答說:“《月令》是秦朝的書籍,囹圄是秦朝的監獄名稱,漢朝若盧,魏朝司空。”這也是禮義教化逐漸推行、仁義流傳的結果,並非僅僅依靠刑罰的效果。)到了秦朝就不是這樣了。秦朝採用申不害、商鞅的法令,推行韓非的學說,憎惡帝王的治國之道,把貪婪殘暴當作習俗(胡三省註:師古說:狼的本貪婪,所以把貪婪的人稱為貪狼 ),只追究名聲而不考察實際況。因此,百都只注重虛浮的言辭而不顧實際,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禮節,心卻有背叛君主的想法,弄虛作假、追逐利益,毫無恥之心;所以刑罰的人很多,被死的人隨可見,但邪之事卻沒有停止,這是社會風俗造的。如今陛下擁有天下,百姓無不服從,然而卻沒有給百姓帶來實際的好,大概是因為陛下還沒有真正把心思用在這上面。《曾子》說:‘尊重自己所聽到的道理,就能變得高明;踐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能使品德大。高明大,不在於別的,就在於用心去做罷了。’(胡三省註:師古說:這是《曾子》這本書中的話。曾子,就是曾參 )希陛下能運用所聽到的道理,心真誠並努力踐行,那麼和古代的三王又有什麼區別呢!

??不培養士人卻想尋求賢才,就如同不雕琢玉石卻想要得到有文採的玉一樣。所以培養士人的關鍵,沒有比興辦太學更重要的了;太學,是培養賢才的關鍵場所,是推行禮義教化的本。現在讓一郡一國的眾多人來對策,卻沒有人能符合詔書的要求,這說明王道在很多地方已經斷絕了。我希陛下興辦太學,聘請賢明的老師,來培養天下的士人,經常考察他們,讓他們充分施展才能,這樣就能得到傑出的人才了。如今的郡守、縣令,是百姓的表率,是傳達陛下的政令、推行教化的人;如果這些表率不賢能,那麼君主的仁德就無法宣揚,恩澤也無法傳達到百姓那裡。現在的吏在下面不進行教育引導,有的甚至不執行主上的法令,殘暴地對待百姓,與邪之人勾結謀取私利,使得貧窮孤弱的百姓遭冤屈、失去生計,這與陛下的期相差甚遠;因此失調,邪氣充斥,萬生長不順,百姓生活困苦,這都是因為吏不賢明才導致的!

??吏大多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員的子弟,選拔郎又以家庭財富為標準,未必賢能。而且古代所說的功勞,是以員任職稱職為標準,而不是按任職時間的長短來衡量;所以才能小的人即使任職時間再長,也不會離低級職,有才能的人即使任職時間不長,也不妨礙為輔佐大臣,因此吏們都竭盡全力,致力於做好本職工作以建立功勛。現在卻不是這樣。員們靠熬時間來獲取高位,靠長期積累來得到職,因此廉恥觀念混,賢能和不賢能的人混在一起,無法分辨出真正的人才。我認為應該讓列侯、郡守、二千石員各自挑選他們轄區賢能的吏民,每年舉薦兩人,來擔任宮廷宿衛,以此考察大臣們的識人之能;所舉薦的人如果賢能,舉薦者就會得到獎賞,所舉薦的人如果不賢能,舉薦者就會到懲罰。這樣一來,二千石的吏們都會盡心竭力地尋求賢才,天下的士人就能夠被選拔出來為任用了。如果能得到天下所有的賢才,那麼實現三王那樣的盛世就很容易了,甚至可以達到堯、舜那樣的聖明。不要以任職時間長短來評定功勞,而要以實際考察賢能為首要標準,據才能授予職,據品德確定職位,這樣就能使廉恥分明,賢能和不賢能的人各安其位了!

??我聽說積多,積小大,所以聖人都是從默默無名變得聲名遠揚,從微小的事做起最終就偉大的事業;因此堯從諸侯中崛起,舜在深山中被任用(胡三省註:師古說:堯,是從唐侯的位置登上天子之位。孟康說:舜在歷山耕種 ),他們並不是一下子就聲名顯赫的,而是經過逐漸積累才達到的。言語出自自己,就無法阻塞;行為由自發出,就無法掩蓋;言語和行為,是治理國家的關鍵,君子正是通過這些來天地的。所以能做好小事的人才能就大事,能謹慎對待細微之的人才能彰顯德;積累善行,就像人每天長一樣,自己不知不覺,別人也難以察覺;積累惡行,就像燈火消耗油脂一樣,人們不容易發現;這就是唐堯、虞舜能夠獲得好的名聲,而夏桀、商紂讓人到悲哀恐懼的原因。

??快樂而不,反覆實行而不令人厭倦的,就是道。道,是萬世都不會衰敗的;出現衰敗,是因為違背了道。先王的治國之道,必然會有不周全、不能施行的地方,所以政令有時會昏暗不明、無法推行,這時就需要糾正那些不完善的地方來彌補弊端。三王的治國之道,所依據的原則不同,但並不是彼此相反,而是為了補救過度的弊端、扶持衰敗的局面,這是因為他們所的時代不同,面對的變化不同。所以孔子說:‘無為而治的人大概就是舜吧!’他只是更改了曆法,變換了服,來順應天命罷了;其餘的都遵循堯的治國之道,還需要改變什麼呢!所以君主雖然有改革制度的名義,但實際上並沒有改變治國的本原則。然而夏朝崇尚忠誠,商朝崇尚恭敬,周朝崇尚禮儀,這是因為他們分別繼承了前朝的弊端,需要用這些來補救。)孔子說:‘商朝繼承了夏朝的禮儀制度,其中廢除和增加的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繼承了商朝的禮儀制度,其中廢除和增加的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有繼承周朝的朝代,即使經過一百代,它的禮儀制度也是可以推知的。’(胡三省註:師古說:這是《論語》中記載的孔子的話。意思是忠誠、恭敬和禮儀,作為治國的教化,確立為政的準則,都不會遠離這三種。這說明百代帝王的治國之道,都離不開這三者 )夏朝繼承了虞朝的制度,卻唯獨沒有說廢除和增加的容,是因為它們的治國之道本質相同,所崇尚的東西一致。道的本來源於天,天不變,道也就不變;因此禹繼承舜,舜繼承堯,三位聖人相互傳承,堅守同一套治國之道,沒有補救弊端的政令,所以也不說有什麼廢除和增加的容。由此看來,繼承太平盛世的君主,他們的治國之道相同;繼承世的君主,他們的治國之道則需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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