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番話，說得擲地有聲，讓在座所有人都為之容。自古以來，君王多喜歌功頌德，忌諱提及自過失，如袁這般主要求記錄甚至暴自己“欠妥之”的，實屬罕見。周生烈原本古井無波的臉上，也閃過一驚異與敬佩，他起深深一揖：“陛下有此襟氣度，真乃史家之幸，後世之幸！臣等必當恪盡職守，以董狐之筆，錄千秋之事，絕不敢因畏禍或邀寵而曲筆半分！”

“好！”袁掌，“有周生先生此言，朕心甚安。” 他隨即對修史工作做出了安排：由德高重的杜襲總領史館事務，周生烈為主筆，另選調一批通文史、擅長考據、品端正的員和學者館。史館獨立於其他行政機構，所需檔案、典籍，包括尚未歸檔的臣子奏章、皇帝批示（需去除敏軍事、外機），皆可調閱查詢。甚至允許史在一定範圍，採訪相關事件的親歷者，如魯肅、閻象等重臣，以及一些中下層吏、乃至退役老兵，以求多角度還原歷史真相。

“《武祖實錄》為當代史，需儘快着手，力求詳備。”袁最後補充道，“待《實錄》修撰有一定基礎，史館便可開始籌劃編修更為宏大的《仲朝國史》，上溯仲朝建立之源流，下及後世，為我大仲之正史。其例、斷限，可由諸公詳議。”

詔書很快頒布，史館的設立在朝野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大多數有識之士對此舉表示讚賞，認為這彰顯了新朝的氣度與自信。但也有些許雜音，私下議論皇帝是否“自曝其短”，或擔憂史權力過大，記錄某些臣子的“不當言行”會影響其後清譽乃至家族利益。

然而，在袁的強力支持和史館學者們的堅持下，修史工作很快步正軌。在城東北角，一較為僻靜、原屬於某舊署的院落被修繕一新，掛上了“史館”的匾額。院古木參天，環境清幽，正是潛心着述的好地方。

杜襲、周生烈等人帶着挑選出來的幹人員，很快投了浩繁的工作。他們首先從整理、分類現有的檔案開始，堆積如山的竹簡、木牘和部分早期的紙張文檔被小心地搬運至史館。學者們埋首於故紙堆中，仔細甄別、校對，常常為了一個時間、一個人名、一件事的細節而爭論不休，務必考證清楚。

偶爾，史館也會迎來特殊的“訪客”。魯肅曾應約前來，在獨立的靜室，與周生烈長談半日，回憶當年袁初至江東，與自己“榻上策”定立基業的詳細景，包括當時的顧慮、雙方的言辭，皆不晦。一位退役的淮南老兵，也被請來，講述早年軍中之艱苦，以及陛下如何與士卒同甘共苦的細節。

袁本人，甚至親自審閱過史館呈送的部分初稿提綱。當他看到編修者計劃如實記錄他當年在壽春因缺糧而焦慮、甚至一度想向劉表求援的窘迫時，非但沒有生氣，反而笑着對隨侍的太子袁耀說：“耀兒，你看，這就是真實。為君者並非萬能，亦有困頓之時。重要的是，如何於困頓中尋得出路，而非掩飾困頓本。”

袁耀看着父皇坦然的態度，若有所思。

史館的燈火，常常亮至深夜。那沙沙的書寫聲，與窗外飄落的雪花彷彿融為一，冷靜而執着地記錄著這個新生帝國最初、也是最關鍵的歲月。這些帶着墨香的文字，將不僅僅是權力的註腳，更是留給未來的一面真實而清晰的鏡子。袁知道，確立仲朝的法統，不僅僅依靠武力與制度，更需要這秉筆直書的史冊，來承載歷史的重量，昭示創業的艱難與治國的得失。這《仲朝實錄》的編修，本便是“武始之治”在文化層面留下的又一堅實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