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8月的伯爾尼，夏末的溫暖宜人，石板路上的馬蹄聲清脆悅耳，克拉姆街49號的公寓里，氣氛卻遠不如窗外的天氣那般輕鬆。

這間公寓堆滿了書籍、手稿，阿爾伯特·因斯坦在狹小的客廳里來回踱步，他的妻子米列娃，抱着子漢斯，沉默地坐在沙發上，的眼神，在丈夫和桌上的兩封信之間游移，充滿了焦慮和。

在他們面前的桌子上，擺着兩封信。這兩封信，代表着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生，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封，是剛剛收到的、來自蘇黎世大學的正式信函。

信中，他那位一直對他持保留態度的導師海因里希·韋伯教授在信中寫道：他仔細閱讀了阿爾伯特今年發表的幾篇“頗趣味”論文後，終於鬆口，以一種施捨般的口吻，同意推薦他擔任大學的無薪講師。

這是一個沒有底薪、全靠學生聽課費糊口的職位。這是歐洲學圈給予他的侮辱的認可。這是一個笑話。

另一封，則是四個月前，由迪金和地質學泰斗埃奇沃思·戴維教授親手遞的、來自萬里之外澳大拉西亞聯邦的邀請函。

這份邀請函，提供了最厚的條件：皇家科學院榮譽院長，理論理研究所的終所長職位；他現在專利局年薪二十倍的巨額津；以及一個獨立的研究基金。

但這不是最重要的。

在過去的四個月里，因斯坦並沒有因為這份來自澳洲的天價邀約而停止思考。恰恰相反，在擺了專利局枯燥工作的心智束縛後，他發了。他知道，那位遠在堪培拉的王子殿下也在等待他的答卷。

3月，他寄出了關於量子的論文。 5月，他完了關於布朗運的論文。 6月，他寄出了那篇徹底顛覆了牛頓時空觀的論文——《論的電力學》。 此刻，他的大腦中，正在孕育着那個更可怕的想法：質量與能量的關係。

他用大腦，在短短几個月，向整箇舊世界的理學大廈發起了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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