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桌案前，將那份《天災定論詔》輕輕捲起，放在一旁，與那面沉寂的青銅鏡並排。然後，拿起那張記錄了污染抑制效果與晶化斑點變化的疊加推演羊皮紙，目落在那些剛剛更新、顯示況暫時穩定的數據上。

“公輸先生，”看向公輸衍，“即刻起，所有核心研究資料，特別是關於‘雷紋溯形’、‘逆熵編碼解析’、‘相位抵消’原理，以及林先生託付的‘最後備份’容，進行分散藏。所有公開的工匠活，轉常規打造與水利工程修繕。”

公輸衍深吸一口氣，重重地點了點頭：“明白。技火種，必須保留。”

“另外，”崔婉寧補充道，目銳利，“留意朝廷派來組建‘格監’的人員，清他們的底細和行事風格。我們要知道，未來是哪些人，將以‘天道’的名義，來審視我們的工作。”

帳眾人神一肅，紛紛領命。憤怒和茫然逐漸被一種更加沉潛、更加堅定的緒所取代。他們知道，從這一刻起，他們必須轉另一種生存狀態。

幾天後，朝廷的使者抵達了汴京西郊的引雷塔址，正式宣布了《天災定論詔》的容，並開始着手籌建“格監”的相關事宜。帶隊的是新任的格監提舉，一位以理學修養和辦事嚴謹着稱的翰林學士。他對崔婉寧等人還算客氣，但言談舉止間，那種自上而下的審視和對於“規範”的強調，無不在。

使者團隊帶來了大量的工匠和資，名義上是“修復”引雷塔和“治理”污染的土地。但崔婉寧和公輸衍冷眼旁觀，發現他們的修復方案極其保守，僅限於加固塔基、防止進一步坍塌，對於如何真正修復部崩碎的次級雷紋、如何進一步凈化土地中的能量粒子，似乎並無興趣，或者說，被嚴格限制了探索。治理污染的方式，也主要以理隔離和石灰消殺為主，對於那幽藍的能量粒子本，避而不談。

更讓他們心寒的是，使者明確要求調閱所有與引雷塔建造、運行及最後攻擊相關的技圖紙、實驗記錄和能量數據，包括公輸衍那些被巧妙利用了的工程日誌原件。理由是格監需要建立技檔案，以便“規範管理，杜絕後患”。

崔婉寧以部分核心資料在最後攻擊中損毀或失為由，只出了一部分經過篩選、刪減的非關鍵技文檔。對於《天工圖譜》、林沐然的星象記錄、凈化版技圖紙等核心資料，則堅決拒絕出，強調這些是墨家傳承或個人研究，與引雷塔“天災”無直接關聯，且涉及未經驗證的理論，不便公開。

新任提舉雖然不滿，但礙於崔婉寧上還掛着“超常事務司核心技顧問”的虛銜，以及與皇帝之間那層若有若無的聯繫，並未立刻強行索取，但那種無形的力已然形。

與此同時，關於秦州事件的“方版本”開始通過邸報、府文告等形式迅速傳播開來。在朝廷的話語系中，崔婉寧等人不再是力挽狂瀾的英雄，而是一群“偶然窺得天機”、“僥倖未釀大禍”的幸運者，他們的技被視為“險招”、“奇招”，雖有一時之效，但終非正道，且蘊含著巨大的、可能引天譴的風險。而真正“平定”災異的，是皇帝的德政和上天的垂憐。

這種敘事在民間引起了複雜的反響。普通百姓大多對方的說法將信將疑，對於引雷塔那日接引天雷的壯觀景象記憶猶新，對於崔婉寧等人的傳聞依舊帶着敬畏。但在士林清議中，對於“奇技巧”的批判聲浪卻因此詔書而再度高漲，認為朝廷早該對此類“悖逆天道”的行為加以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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