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會定下了北疆政權的整架構與核心原則，但要將這些宏大的構想轉化為可行、深人心的律法與政策，則需要更加細緻繁複的工作，以及應對隨之而來的、更加蔽而激烈的鬥爭。

承運殿的朝會結束後，真正的博弈戰場，轉移到了新設立的“尚書省”署以及陳文主持的“律法館”。這裡聚集了來自法家、儒家、墨家、乃至悉舊朝律法的吏員，他們的任務，是在三個月，編纂出台一部涵蓋軍政民政各個方面的《北疆暫行法典》。

法典的編纂，絕非易事。每一個條文的擬定，都牽扯到不同群的利益，現着不同的理念。

許行代表的“耕戰派”農家，力主“土地公有，授田於民，限制兼并”，以確保耕者有其田，防止豪強坐大。這符合北疆一直以來推行《墾荒令》的神，也得到了軍中大量出寒微將領的支持。

然而，以沈萬金為首的一些掌管財政、商貿的員，以及部分來自地方、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歸附吏，則提出應“承認私產，鼓勵流轉，以增賦稅”。他們認為，過於嚴格的土地管制會挫傷生產積極，不利於吸引流民和積累財富。

雙方在律法館爭論不休。

“民以食為天，食以地為本！若無地可耕，一切皆空！必須抑制兼并，保障小民！”許行據理力爭，聲音洪亮。

“許院長，若無利益驅，誰願投巨資開墾荒地、興修水利？承認私產，方能激發活力！況且，賦稅從何而來？難道全靠鹽鐵之利？”沈萬金寸步不讓。

陳文作為總負責人，並未輕易表態，而是引導雙方列舉利弊，尋找平衡點。最終，在林楓的授意下，法典採取了折中方案：承認現有私田，但嚴格限制未來土地兼并的規模；新開墾的荒地，前五年仍實行“授田制”，五年後耕作者可優先購買，轉化為私產；同時設立“常平倉”和“農貸”，平抑糧價，幫助貧苦農戶。 既保障了基本公平，又留出了發展空間。

墨家鉅子相里勤和公輸衍，聯合提出設立“工匠爵位”與“專利制度”的條款，要求明確工匠的技果到法律保護，並可憑技獲得爵位和收益。這在“士農工商”等級森嚴的傳統觀念中，無疑是石破天驚。

“工匠賤業，安能與士人同列？！”一些出儒家的文立刻激烈反對，“奇技巧，偶有所得，豈可授爵？長此以往，禮法何存？！”

“荒謬！”公輸衍怒斥，“若無工匠，爾等食住行，軍中利，從何而來？墨家之道，在於利天下！工匠之技，亦是大道！為何不能授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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