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下旬，波蘭華沙，貝爾維德宮（總統府）

氣氛張而凝重。波蘭總統伊格納齊·莫希奇茨基、外部長約瑟夫·貝克上校、以及軍隊總參謀長瓦迪斯瓦夫·博爾特諾夫斯基等軍政高層齊聚一堂，急商討如何應對柏林發來的、措辭“懇切”卻容苛刻的照會。

外部長貝克上校首先發言，他試圖從積極的角度解讀德國的意圖：“總統先生，各位同僚，柏林這次的照會，雖然要求極為苛刻（歸還但澤、在走廊修建治外法權通線），但其形式是‘邀請談判’。這與他們此前在奧地利、蘇台德乃至捷克斯伐克問題上直接進行武力威脅和煽部叛的方式，有顯着不同。這或許說明，希特勒確實有所顧忌。”

他走到地圖前，分析道：“希特勒的顧忌來源，很可能就是我們與英國、法國簽訂的《互助條約》！英法在西線的軍事力量，尤其是法國強大的陸軍，是懸在德國頭頂的達克利斯之劍。希特勒不敢像對待捷克斯伐克那樣，輕易地對一個擁有明確且強大盟國的國家武。他希通過談判來獲取利益，這本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表明我們之前的結盟政策是有效的！”

軍隊總參謀長博爾特諾夫斯基元帥格更為謹慎，他皺着眉頭說：“貝克部長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們絕不能低估希特勒的貪婪和欺詐本。他的所謂‘談判’，很可能只是麻痹我們的煙霧彈，為軍事進攻爭取時間和製造借口。我們必須做好最壞的打算，加強但澤和波德邊境的防。”

“博爾特諾夫斯基元帥的擔憂是必要的。” 總統莫希奇茨基最終拍板，他試圖在希和警惕之間找到平衡，“但我們不能放棄和平解決爭端的任何可能。如果因為我們拒絕談判，而給了德國人發進攻的口實，那我們將在道義上和外上陷被。英法盟友也會質疑我們尋求和平的誠意。”

他做出了一個最終決定，這個決定基於對國際條約的迷信和對希特勒誠信的嚴重誤判：“我們認為，當前的最佳策略是：不與德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同時展示我們願意通過外途徑解決問題的姿態，以此牢牢綁定英法盟友，讓希特勒找不到出兵的借口。”

“因此，”莫希奇茨基總統指示貝克上校，“立即組織一個高級別代表團，由你或指定的副手率領，前往柏林進行談判。談判中，我們的底線是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可以在一些次要問題上表現出靈活，以拖延時間，並向世界展示波蘭的和平誠意。同時，將我們與德國接的一切況，實時通報給倫敦和黎，讓我們的盟友清楚德國的無理要求，從而鞏固同盟關係。”

貝克上校立刻領命：“是，總統先生！我會親自理，確保在談判中既維護國家尊嚴，又不給德國人留下任何武的借口。我們要讓希特勒明白，攻擊波蘭，就意味着與整個英法聯盟開戰！”

帶着這種“以談判求和平、以聯盟保安全”的致命錯覺，波蘭政府迅速組建了代表團，準備前往柏林。他們將德國的欺詐“最後通牒”誤判為一次真正的“外機會”，幻想着能夠重複1938年慕尼黑會議上那種（儘管是屈辱的）妥協，來避免戰爭。

他們嚴重低估了希特勒的決心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帶來的戰略劇變。他們不知道，希特勒邀請他們談判，本不是想達協議，而恰恰是為了製造“談判破裂”的假象，為侵尋找一個自欺欺人的理由。波蘭代表團的柏林之行，從出發的那一刻起，就註定是一場自投羅網的悲劇。他們的每一步妥協和猶豫，都將被希特勒的宣傳機扭曲為“頑固不化”和“漠視德意志民族權益”，從而為納粹鐵蹄踏平波蘭的“正當”借口。

就在波蘭代表團懷着不切實際的幻想踏上前往柏林的列車時，德軍的百萬大軍已經完了進攻的最終部署。波蘭的命運，早已在莫斯科的室里被註定，而華沙的決策者們，卻仍在貝爾維德宮，為如何在外上“巧妙周旋”而絞盡腦。這是一場信息完全不對稱的博弈，也是一場即將被鮮淹沒的天真幻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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