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一年四月。

隨着熊文燦接連招劉國能、張獻忠、羅汝才等大流寇，朝堂對此反應極大。

熊文燦的招政策從一開始就面臨激烈反對。工科給事中沈胤培得知八賊張獻忠時上疏力諫，稱“諸賊益輕王師，蔓不可制”，但未被採納。

湖廣巡余應桂多次警告張獻忠“包藏禍心”，指出其在谷城“招納亡命，購置械”，並建議先發制人，但熊文燦反以“破壞局”為由彈劾余應桂，導致其被逮治下獄。

南京史林蘭友、給事中何楷等言亦尖銳批評四正六隅主導者楊嗣昌“引古誣今”，認為其借招之名行妥協之實，甚至將招與“市賞”（對清議和）相提並論，直指此舉將搖國本。

但崇禎帝此時對楊嗣昌信任有加，對這些反對聲音一概制。

除楊凡外，大部分前線將領如左良玉則對招持觀態度，從未表態。

另一方面，鄖治戴東旻等地方雖對招疑慮重重，卻因制於熊文燦七省總理權勢，只能暗中防範。

而崇禎對招政策的支持源於對“速勝”的。

前幾個月當熊文燦奏報他協調凱旋軍在南、雙捷報，及劉國能歸降時，崇禎便是大喜。

隨後不久，又得到洪承疇的奏報，稱聯軍在南關徹底剿滅最大流寇闖賊，其中凱旋軍楊凡出力不，崇禎更加歡喜。

察覺到流寇在洪承疇、熊文燦、楊凡的蘿蔔大棒下，好似即將盡滅，於是他不僅下詔褒獎，採納楊嗣昌建議，甚至在平台召對時稱“招非示弱，乃為百姓計”，並默許熊文燦給予張獻忠部谷城管轄權，以此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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