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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我是駐韓美軍黑人司令_第367章 有兵有團?那不就是兵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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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米比亞和博茨瓦納的暮,正在以眼可見的速度沉黑暗。

在溫得和克,卡圖圖拉貧民窟的鐵皮屋頂在夕下反着病態的紅,像一片正在燃燒的廢墟。街道上的人越來越了,不是因為搬走了,而是因為沒有新的人出生、沒有老人能活到白頭、沒有年輕人能保持清醒。工業膠水和航空燃油的瘟疫已經在這片土地上肆了太久,以至於人們開始習慣那種刺鼻的氣味,就像習慣死亡的腳步聲。瑪麗亞的小賣部早已關了門,鐵皮上用筆寫的“膠水10元”字跡被風沙磨得只剩下模糊的白痕迹,像一塊墓碑上被歲月侵蝕的墓志銘。坦杜維死了,凱博西死了,那些曾經蹲在牆下把鼻子塞進塑料袋裡的孩子們,大多數已經消失了——不是像公英的種子那樣飄向遠方,而是像蠟燭的火焰那樣,被一陣風吹滅,連煙都沒有留下。

納米比亞衛生部最後一次公布的人口數據是在年初,那時候的數字是二百五十萬。但所有人都知道那個數字是假的。不是因為統計人員造假,而是因為他們統計不到那些不在登記簿上的人——那些死在廁所里、死在臭水旁、死在老鼠啃食的角落裡的人,他們的名字被從活人名單上劃掉,卻沒有被加到死人名單上,因為沒有人知道他們是什麼時候死的、死在哪裡、什麼名字。到了年中,在籍人口已經跌破二百萬,而實際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口,可能不足一百八十萬。在溫得和克的街頭,你能到那種空曠——不是理上的空曠,而是一種統計學上的空曠,像一間曾經住着十個人的房間,現在只有五個人在呼吸,但床還是那麼多,只是大部分床鋪已經空了。

博茨瓦納的況更糟。這個曾經被西方經濟學家稱為“非洲奇迹”的鑽石富國,在膠水、燃油和艾滋病的三重夾擊下,已經不再進行人口統計了。不是因為統計部門懶,而是因為數字太難看,難看到足以引發全國的恐慌。據非方估計,博茨瓦納的實際人口可能只有一百五十萬左右,比獨立時還。哈博羅的街頭,曾經熙熙攘攘的集市現在門可羅雀;弗朗西斯敦的礦場,曾經轟鳴的機現在銹跡斑斑;馬翁的旅遊營地,曾經滿了來看野生的歐洲遊客,現在只剩下風沙和空的帳篷。人們在街上走路的速度變慢了,不是因為悠閑,而是因為他們的大腦已經被甲苯和汽油中的鉛溶解了——反應遲鈍,步履蹣跚,像一群在沙漠中緩慢移的殭

但如果你從哈博羅向北走,越過那個曾經無人問津的邊境地帶,你會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納米比亞和博茨瓦納的北部,靠近贊比亞和安哥拉邊境的地區,曾經是一片除了灌木叢和野生之外什麼都沒有的荒原。沒有城鎮,沒有集市,沒有學校,沒有醫院,只有偶爾經過的走私者的足跡和獵者的彈殼。但現在,這片荒原上出現了一片又一片的定居點,像沙漠中的綠洲一樣,以一種違反自然規律的姿態,在紅土和灌木叢中生長出來。這些定居點不是帳篷營地,不是難民營,而是真正的、有模有樣的村鎮——有規劃整齊的街道,有鐵皮和磚混結構的房屋,有學校、診所、商店、甚至小型的加工廠。街道上人來人往,孩子們在空地上踢足球,婦們在市場里討價還價,男人們在田地里或工地上勞作。這裡的一切都着一種在納米比亞和博茨瓦納其他地區已經消失很久的東西——生機。

這是老鼠的生產建設兵團留下的駐軍。

老鼠已經帶着他的核心團隊去了西撒哈拉,開始了新一的“生產建設”——這個優雅的詞彙掩蓋了一個不那麼優雅的現實:在無人注意的角落裡,卡桑加勢力正在以民的方式擴張自己的版圖。但在納米比亞和博茨瓦納北部,生產建設兵團的村落並沒有因為老鼠的離開而衰落,反而像野草一樣瘋長。那些從剛國、贊比亞、安哥拉、盧旺達、布隆迪、加蓬、甚至蘇丹湧來的移民,不是零零散散地到來,而是一批又一批地、幾百人甚至上千人地大規模聚集。他們乘坐破舊的卡車或長途士,穿越邊境,直奔這些早已規劃好的定居點。他們中有醫生、護士、教師、建築工人、農藝師、水管工、電焊工——都是生產建設兵團所需要的專業人才。他們帶着家屬,帶着行李,帶着從原居住地積攢下來的微薄積蓄,也帶着一種近似於宗教狂熱般的信念——非洲人民是一家。

這句話被印在每一批移民的“歡迎手冊”的扉頁上,被寫在每一個村鎮的標語牌上,被刻在每一所學校教室的黑板上方。“非洲人民是一家”,不是一句空的口號,而是一種組織原則、一種分配邏輯、一種份認同。一個從盧旺達來的護士,在納米比亞北部的診所里給一個本地孩子打疫苗,不覺得這是“援助”或“慈善”,覺得這是“一家人”之間該做的事。一個從剛國來的建築工人,在博茨瓦納北部的工地上和本地工人一起砌磚,他們同一包煙、喝同一壺水、罵同一個工頭,他覺得自己不是在“打工”,而是在“建設家園”。這種認同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生產建設兵團的政治工作系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灌輸和培育出來的。那些被派到基層的政治工作人員,每天和移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在飯桌上講“非洲人民是一家”的故事,在篝火旁唱“非洲人民是一家”的歌曲,在田間地頭用最樸素的比喻解釋為什麼一個統一的大非洲對每個人都是好事。

在這些故事中,最常被提起的名字是喪彪。

喪彪在南部非洲的軍事行,被生產建設兵團的宣傳機塑造了一場“人民解放戰爭”。津布韋、莫桑比克、馬拉維的人民反抗政府的英勇事迹,經過一遍又一遍的講述,變了一套完整的英雄敘事:政府軍腐敗無能,叛軍替天行道;大財閥掠奪資源,新政權公平分配;舊秩序帶來飢和戰爭,新秩序帶來糧食和和平。喪彪的形象在這一次又一次的講述中被神化了——他不再只是一個軍事指揮,而為了一個符號、一個圖騰、一個所有難的人都能夠仰的救世主。納米比亞北部的生產建設兵團移民們聽着這些故事,眼睛里閃着,他們覺得喪彪代表了人民,代表了他們心中那個從未被實現的夢想——一個沒有飢、沒有膠水、沒有艾滋病的非洲。而那些土生土長的納米比亞和博茨瓦納原住民,在經歷了政府多年來的漠視和剝削之後,也開始對這個遠方的英雄產生了樸素的崇拜。他們不知道喪彪長什麼樣,不知道他說什麼語言,不知道他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但他們知道一件事:喪彪的人給了他們糧食,而他們的政府什麼都沒有給。

生產建設兵團在納米比亞和博茨瓦納北部的發展,以驚人的速度向南蔓延。從最初的邊境據點,到後來的村鎮網絡,再到如今覆蓋兩國北部三分之一領土的實際控制區,這個過程只用了不到兩年。每一批新移民的到來,都伴隨着一套完整的村鎮系的落地——醫療隊帶着藥品和疫苗,建築隊帶着工和建材,教育團隊帶着課本和黑板,武裝安保團隊帶着輕武和紀律。他們不是難民,他們是拓荒者。他們不是在逃難,他們是在建設。當他們在一個地方落腳,不出一個月,那裡就會冒出一間診所、一所學校、一個集市、一個民兵訓練場。不出三個月,那裡就會變一個擁有數百甚至數千人口的繁榮小鎮,有電(雖然不穩定)、有水(雖然需要打井)、有食(雖然配給制)、有秩序(雖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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