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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邊緣_第303章 藍色的契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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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休息期間,張玲在走廊里遇到了幾位私營部門的代表。他們穿着昂貴的西裝,與周圍的NGO工作人員格格不,但眼神里有一種務實的芒。

“張士,”一位男士遞上名片,他是某國水務公司的CEO,“我聽了你的發言。我們公司對‘水資源共基金’很興趣。”

“為什麼?”張玲問。對這些大公司抱有天然的警惕。

“因為水是下一個大市場。”CEO坦率地說,“氣候變化、人口增長、城市化,都在推高水的需求。未來幾十年,水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將達到數萬億元。我們願意投資,但不能在不確定的法律環境中冒險。”

他指了指談判室:“你看今天那些爭論,國家之間連基本的水文數據都不共,更不用說投資規則了。如果我們有一個全球的框架,至能提供一些確定——哪些項目是合法的,哪些投資是保護的,哪些規則是共同的。”

“所以你支持這個計劃,是因為它能幫你們賺錢?”

CEO笑了:“不矛盾。我們賺錢,也提供基礎設施,也創造就業,也解決實際問題。關鍵是規則要清晰,風險要可控。你的計劃如果真能建立這種規則,我們願意參與。”

另一位代表補充:“但前提是,這個計劃不能變另一個僚機構。我們需要快速決策,靈活執行,而不是每年開一堆會,出一堆報告,什麼也做不。”

玲記下這些話。知道,私營部門的支持可能意味着資金和技,但也意味着複雜的影響和潛在的衝突。如何平衡公益和私利,是另一個難題。

下午的會議更加激烈。各國代表逐條質疑提案,從資金分配到決策機制,從監測標準到執行保障。每一個問題都合理,每一個合理的問題都讓提案顯得更加複雜,更加困難。

玲一遍遍解釋,一遍遍調整,一遍遍妥協。到疲憊,但不敢停。因為只要還在討論,就還有可能。

傍晚六點,主席終於敲槌停止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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