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夏天，京城熱得像個不風的蒸籠。

才過端午，紫城的紅牆黃瓦就在烈日下灼灼生輝，地面蒸騰起的熱浪使遠的景都扭曲變形。護城河的水位下降了尺余，出青苔斑駁的石岸，柳枝無打采地垂在灼熱的空氣里。日本兵艦開到台灣的消息，就像一塊燒紅的烙鐵，燙得整個朝廷坐立不安。

養心殿，雖然四周擺放着八個鎏金冰盆，盆中的冰塊正緩緩融化，但依然悶熱難耐。慈禧太後斜倚在紫檀木嵌螺鈿座上，有一下沒一下地搖着湘妃竹扇。奏摺在花梨木案上堆得如山高，每一份都沉甸甸的，帶着各地的急報和奏請。太監們輕手輕腳地進出，青石地面上響起窸窣的腳步聲，他們朝服的後背早已被汗水浸，卻不敢有毫怠慢。

最先送達的是李鴻章的摺子。這份奏摺字裡行間着一難掩的急切。他詳細陳述了日本兵艦侵犯台灣番社的經過，指出雖明知日方理虧，卻因防備空虛而無力應對。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心核算的那筆賬目。白紙黑字寫明新疆每年需耗銀三百萬兩，宛如一個無底。而如今東南海防告急，水師需添置艦船，炮台需要加固，都需要銀兩。李鴻章的結論明確而果斷：應當暫時放棄新疆，全力鞏固海防。

“耗銀三百萬兩……”慈禧輕聲重複着這句話，指尖無意識地敲擊着案。殿角的自鳴鐘滴答作響，打破了宮的寂靜。

這份奏摺猶如投平靜湖面的巨石，立即在朝堂上激起千層浪。不出三日，刑部尚書鮑源深的奏摺也隨之呈上，言辭更為直白：西北邊患尚緩，海疆危機迫在眉睫，當有所取捨。他在奏摺中甚至直言：“與其曠日持久地消耗在荒漠之地，不如集中力守住富庶的東南沿海。”

軍機的值房，奏摺堆積如山。醇親王奕譞的折也悄然而至，用暗黃綾子包裹，由心腹太監直接呈遞前。這份奏摺措辭謹慎周，但立場鮮明：支持李鴻章的主張。王爺言之有理，國庫空虛已極，與其兩面兼顧而力不從心，不如集中力量專保一方。“水師一船一炮，皆需白銀堆砌。西北用兵數年，耗銀如流水，而今東南有警，實難兩全。”奕譞在折中這樣寫道。

與此同時，河南巡錢鼎銘採取了一個極其務實的行。他未經請示，直接將派駐西北的宋慶部調回，並截留了該部的軍餉，聲稱要轉用於海防。這支軍隊本是左宗棠在西域的重要力量，就這樣被突然調離。消息傳到西北時，左宗棠正在營帳中研究地圖，聞訊後久久無言，手中的硃筆在沙盤上重重一頓。

然而反對的聲音同樣強烈。湖南巡王文韶的奏摺如一聲悶雷，震了整個養心殿：“西北實乃國家要害！俄人盤踞伊犁，虎視眈眈。若此時停止西征，彼必得寸進尺。新疆若失，蒙古難保；蒙古若危，京師何以自守？”這份奏摺用詞鏗鏘，字字千鈞。

山東巡丁寶楨的措辭更為激烈，近乎斥責：“李鴻章此議實為剜補瘡！俄國方為心腹大患，日本不過肘腋之疾。豈能為了治療手上的輕傷，而捨棄心肝肺腑？”他還特意在奏摺中附了一份西北邊防圖，上面詳細標註了俄軍在伊犁的駐防況。

就連負責海防的江蘇巡吳元炳也表態：“俄患更為迫。當先定西北，震懾俄人，再圖海防不遲。”他在奏摺中詳細計算了海防建設的費用，認為完全可以雙線並進：“一艦之費不過十數萬兩，而西北年耗三百萬兩之巨，孰輕孰重，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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