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2日，天津的秋意已深，涼風中帶着一凜冽的肅殺，彷彿預示着這個多事之秋還將有更大的風波。《天津商報畫刊》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版面，刊登了一則題為《溥儀離津之別聞》的獨家報道。

這則消息猶如一塊巨石投看似平靜的湖面，不但激起平民百姓的廣泛關注，也在天津的軍政界、報圈以及幫會高層等知者中，激起了層層難以平息的漣漪。報道的筆冷靜甚至帶着幾分譏誚，將其所掌握的幕公之於眾。

報道中的細節詳盡得令人吃驚，儼然有部消息來源。它稱前清遜帝溥儀的出走並非臨時起意，而是經過了一番心的偽裝和周安排：先是趁着暴徒襲擊天津保安隊的時機，於深夜從靜園的後門秘潛出，避開了所有可能的眼線，隨後乘坐日本駐屯軍司令部提供的一艘名為“比治山丸”號的小汽船，悄然駛至大沽口外海。在那裡，溥儀換乘日本商船“淡路丸”號，一路徑直前往遼東的營口港。整個轉移過程極其秘，計劃周詳，執行果斷。

據稱甚至連溥儀的皇後婉容，也被蒙在鼓裡，直至溥儀抵達東北後才知曉消息。報道更是一針見地指出，日本軍方為了掩蓋溥儀的轉移行，不僅實施了嚴格的新聞封鎖，更是心積慮地通過策劃和發“天津事變”這一系列暴，功地製造了巨大的混和輿論焦點，轉移了中外各方的注意力。

這篇報道，揭了溥儀離津直接暴了國民政府在應對日本滲時的弱無力。儘管蔣介石曾派高友唐赴津爭取溥儀，提出恢復清室優待條件並提供經費，但溥儀對國民政府積怨已久，如孫殿英盜陵案未被追責，加之日本通過 “天津事變” 製造混，最終使國民政府的努力付諸東流。

三天之後的11月15日，初冬的寒意愈發明顯。在南市三不管的中心地帶，一座新近收拾出來的、門臉頗為氣派的二層青磚小樓門前，此刻卻是另一番熱火朝天的景象。

樓前張燈結綵，大紅的燈籠高高掛起，嶄新的牌匾上矇著紅布，兩旁排列着祝賀的花籃，一直延到街口。這裡便是新立的“南市興業公司”總部所在地。鑼鼓班子賣力地吹打着，吸引了大批市民圍觀，空氣中瀰漫著一種與外界時局格格不的喜慶氣氛。

然而，在二樓那間布置得古古香、鋪着嶄新地毯的辦公室里，氣氛卻略顯凝重。王漢彰憤憤地將一份剛剛送到的、日本滿鐵機關報《滿洲日報》用力拍在寬大的紅木桌面上，發出“啪”的一聲脆響，打破了室的安靜。

這份報紙的日期是11月15日，其頭版頭條赫然刊登着一則名為《溥儀抵達營口之聲明》的報道，落款日期卻標註為11月13日。聲明中以溥儀的口吻，極盡顛倒黑白、飾太平之能事：

1931 年 11 月 13 日

余應東三省人民之誠意邀請，前往主持大計。今抵營口，深責任重大。

東三省乃我滿洲祖先發祥之地，自民國立以來，屢遭戰，生靈塗炭。南京政府腐敗無能，既不能保境安民，亦無力抵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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