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貞元年（1295），《裕宗實錄》修。在審閱理財之爭章節時，鐵穆耳親筆添一段往事：某日真金見阿合馬增稅奏章，夜不能寐，召王恂等商議至四更，終得減課三分，另籌鹽引之策。

陛下何必詳述此事？纂修疑。

鐵穆耳正道：此方見裕宗仁政。非一味反對理財，但求取之有道。

這段記載後來為後世研究元朝漢法派思想的重要史料。明代修《元史》時，宋濂等人在《裕宗本紀》後特意註明：其仁政雖未大行，然澤猶在。

大德年間，鐵穆耳逐步推行其父未竟之志：設立蒙漢雙語的各級學，修訂《至元新格》以緩和民族矛盾，又多次減免江南賦稅。每逢重大決策，他必至裕宗影堂靜思，彷彿在與父親對話。

某年北疆旱災，有大臣建議加征商稅賑災。鐵穆夜召集群臣，取出真金中一份發黃的《孟子》註疏，指着七十者帛食的批註說：裕宗嘗言：牧民者當以養民為本。今若加稅，豈非傷本？

最終他用帑賑災，並嚴令止各級吏趁火打劫。此事傳至民間，百姓無不念：真仁德天子也。

鐵穆耳之後，元朝九帝皆真金脈。雖然漢化進程屢經反覆，但真金倡導的蒙漢共治理念，始終在帝國政治中若若現地延續。

至正年間，當元祚將傾，仍有儒臣在上疏中引用《裕宗實錄》：裕宗嘗云：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之。今四方，正宜效法裕宗仁政...

甚至在元亡後，明朝修史者也不得不承認：元之治平，惟世祖、裕宗兩朝最可稱道。（《元史類編》）

如今，當我們重讀《裕宗實錄》，在那些程式化的記載背後，仍能到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溫度。書中記載的一個細節尤其令人容：真金晚年病重，仍堅持每日晨起向大都方向跪拜，風雨無阻。

鐵穆耳在實錄序言中寫道：先帝未嘗一日忘治國，亦未嘗一日忘孝道。此即《謚法》所謂慈惠民曰文繼志述事曰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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