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621年）三月二十四日，頡利可汗在進攻汾縣挫後僅隔八日，便揮師轉攻石州（隋離石郡），這並非倉促之舉，而是基於其整南侵戰略的靈活調整。頡利的核心目標始終是迫使唐朝屈服、掠奪財富並削弱其北方防。汾雖扼守要衝但唐軍已有防備，強攻堅城損失大且效率低。頡利迅速將矛頭指向石州，意在發揮突厥騎兵的機優勢，實施“避實擊虛”戰，即避開汾這類已高度戒備的城池，轉而攻擊唐軍防相對薄弱或增援不及的區域，通過多點襲擾製造恐慌，破壞河東地區的穩定，同時尋找新的突破口。

石州（隋離石郡）在唐代的戰略地位同樣關鍵，其治所位於今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該地於呂梁山脈中段腹地的東川河谷地，是穿越呂梁山、通黃河東西兩岸的重要通道節點。石州控制着數條穿越呂梁山的古道，如通往黃河磧口渡（今臨縣磧口鎮）的路線，是連接河東（山西）與河西（陝北）的樞紐之一。對突厥而言，奪取石州意味着能打通一條深唐朝腹地的新路徑，既可西渡黃河威脅關中的北方門戶（延州、綏州），又可向東俯衝太原盆地西緣。

從方位上看，石州（今離石區）位於太原（唐北都）的西南方向，兩地直線距離約200公里。太原地太原盆地北端，而石州則位於太原盆地以西的呂梁山區。突厥若控制石州，便能從西側直接威脅太原的安全，因為翻越呂梁山即可進太原盆地的核心區域。相較於汾在太原的西南方（約350公里），石州顯然更靠近太原（200公里），且地形上居高臨下，對太原構的軍事力更為直接和迅速。

石州與八日前被攻打的汾縣（今萬榮榮河鎮）的相對位置也值得關注。石州位於汾縣的西北方向，兩地直線距離約150公里。從汾所在的汾河黃口區域北上，經呂梁山南麓的丘陵地帶即可抵達石州所在的離石河谷。這條路線雖非平川大道，但呂梁山間的河谷通道足以讓悉地形的突厥騎兵快速機。頡利選擇從汾轉戰石州，正是利用了這兩地之間相對便捷的通聯繫，在唐軍注意力仍集中於汾方向時，迅速將主力調往西北方，攻敵不備。

頡利選擇石州作為次攻目標，更深層的戰略思維還在於試探唐朝在呂梁山區防線的虛實，並試圖開闢第二戰場。呂梁山是太原的西面屏障，如果突厥能在此打開缺口，不僅可以分散唐軍在汾河谷地（太原正南方）的防力量，還能與北部馬邑（朔州）方向的突厥勢力形潛在的夾擊太原之勢。同時，石州靠近黃河渡口，若能在此立足，突厥便能獲得新的渡河點，繞過唐軍重兵布防的河東南部（如州、汾），直接從西部威脅關中，這比強攻汾更戰略靈活。

石州刺史府議事堂，更指向三更，燭火搖曳，照映着眾人凝重的臉龐。案几上攤開着石州城防圖和幾份急軍報。窗外約傳來遠城門關閉的沉重聲響和城中急促的腳步聲。

王集將一封軍報重重拍在案上，聲音低沉而急促，說道：“諸位！禍從天降！頡利可汗，狼子野心，汾未能得手，竟不過八日，便以迅雷之勢撲向我石州！前鋒探馬已報，突厥輕騎前鋒距我境已不足百里，其主力明日恐至城下！形勢岌岌可危！”

守城司馬眉頭鎖，捋須道：“使君所言甚是。突厥此來，必是泄汾之憤，且速掠我石州以補充。彼等皆為騎兵，來去如風，利在野戰、突擊。我軍多為步卒，守城尚有一線生機，出城接戰斷無勝算。依下之見，當以死守為上策！將城外所有糧秣、牲畜、百姓盡數遷城中，令突厥無所得！吾等據城死守，待并州援軍！”

統蕃鎮將聞言，霍然起，手按腰刀，大聲道：“司馬之言固是正理！然守城非止決心，更需械與兵丁！使君，末將早已命人清查武庫。現存強弩尚有三十餘張，弓一百二十副，箭矢不足五千！滾木礌石倉促間備不齊整！守城兵，連同城防兵、州府衙役及能戰之民壯，勉強可湊兩千！然敵騎如，若無充足箭矢、檑石，如何支撐持久？突厥攻城，必先以騎制城牆，再驅俘虜、降人填壕蟻附！此乃彼之慣技！”

王集眼神銳利地掃向鎮將,言道：“箭矢檑石不足，便無計可施？將軍不可大意，城中之磚瓦、樑柱、甚或滾水沸油，皆可為利！立即徵調全城所有可用之！青壯民夫編組隊，歸屬你直接指揮，日夜不休加築城防，收集石塊磚木！告知百姓，家國一，守城即是保家！有膽敢違令或製造恐慌者，軍法從事！”

刺史王集所說不是沒有道理，武德初年，唐朝尚未統一天下，治下兵農未分，府兵平日務農，戰時自備武集結，每火備六馱馬，兵糧草自給。尤其是邊城胡漢混編，邊州軍中突厥降人、稽胡獵戶佔比可達30%。而且軍中層級簡，一州常備戰鬥兵力大約2000人，依賴臨時徵發團結兵作為補充，當年石州之戰員五千民夫即此例。

在王集部署防之時，一旁參軍參快速記錄，此時抬頭，語速飛快道：“使君，將軍！下已按令執行堅壁清野，四鄉百姓十之七八已城安置。然…然倉促間湧如此多人口，現有存糧只怕僅夠軍民…支撐半月有餘！水源雖在城，暫無憂慮。但藥材、火油、牛馬草料、守城所耗木料，缺口甚大！城中富戶、糧商…”